最后的北京天桥艺人

    每天下午，北京最小的曲艺社“魁德社”开门迎客。这是前门附近的一条名为延寿街的小胡同，“魁德社”就开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时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是天桥一带有名的曲艺茶楼，主人正是于小章的爷爷于德魁，曲艺界的“十老”之一。如今，“魁德社”历经三代，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

    爷爷不好意思要退休工资

    如今，于小章的“魁德社”只有他一个人，一张窄桌就是舞台，两边是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座位，一次最多容纳五六名客人。舞台一角放着演出所用的全部“家伙什儿”，几把三弦、两套牛骨做成的“哈拉巴”和几副快板。

    魁德社的墙上有一张曲艺名人的“全家福”，汇聚了解放前的曲艺界大腕，于德魁白须飘飘，坐在前排，旁边坐着刘宝全、谢芮芝，年轻的侯宝林和连阔如站在后排。于德魁人称“于三爷”，在曲艺十老中排行第三，以“全活”得名。三弦、大鼓、京胡、二胡、快板、相声全都叫得响。

    于德魁61岁那年，祖国解放了。1950年，他和曲艺界的名人一起进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事我爷爷唠叨了不知道多少回，夸总理真是好口才，说是简单说两句，一口气说了俩钟头。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岁数大了，国家得给你们发退休工资呀，想要多少，自己报个数。有人说三十，有人说五十，我爷爷没报，因为不好意思向总理要，他的徒弟马福禄是京剧名丑，很有钱，能供养他。”

    1961年，于德魁去世，葬于八宝山公墓，北京曲协为老人备了一副好寿材，风光发送了。

    父亲拉小提琴给周璇伴奏

    “魁德社”的第二代传人，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是天桥艺人中的“新派”和“洋派”。墙上的旧照片中，眉清目秀的于少章身穿白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脚上是摩登的浅色皮鞋。令人吃惊的是，他手中的乐器除了三弦，还有小提琴，这样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天桥艺人已经大相径庭。

    “我父亲从小在魁德社跟着爷爷学艺，出了名的聪明，人称天桥小神童，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的时候就能拉胡琴赚钱了。”于少章最出名的还是三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京的三大名弦之一，几乎为所有的名家伴奏过，是“八角鼓大王”荣剑尘多年的搭档，两人弹奏珠联璧合。

    上世纪30年代的前门劝业场，一楼的俱乐部和跳舞厅星光璀璨，蝴蝶、周璇这样的大明星经常会来这里演唱，西装革履的于少章拉着这把小提琴为周璇伴奏，曲目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捧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一时风光无限。

    此时，北京年轻一辈的很多艺人已经离开天桥，来到前门、西单这些新的娱乐中心，于少章不但是著名艺人，还是前门劝业场的经理，在这里他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妻子。

    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天桥艺人的祖传看家本事到了第三代传人于小章手里，却成了他偷懒逃避劳动的办法，这肯定是他的爷爷和爸爸当初始料未及的。

    “70年代，我是下乡知青，在洛阳郊区插队，我从小身体不好，干不动体力活，拼了命干也是最后一个。就是那时候挑水上山把腰累坏了，落下了一辈子的毛病。当时就整天琢磨怎么才能不下地干活，后来毛遂自荐跑到宣传队，说了一段快板和相声，人家就把我留下了。”

    “文革”结束回城后，于小章到了洛阳建筑公司，干的还是体力活儿。

    “直到改革开放，我辞职脱离了单位，开始走穴，这一走就是10年，几乎把全国都跑遍了。走穴搁在过去就是‘跑码头’，说到底，我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没有固定的剧团，于小章的办法是跑到剧场后台，给人表演一段曲艺，剧团的人看见他有本事，就给他加个节目，于是他就跟着剧团跑。“长的一两个月，短的10天8天，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团，跑了多少个地方。”

    到90年代中，娱乐形式花样翻新，民间剧团大家慢慢看烦了，原来场场满座后来上座不到五成了。他像当年的天桥艺人一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卖艺。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于小章所在的剧团倒闭，他再次断了生计。

    2006年，于小章在延寿街租下了这间小平房，重新挂起“魁德社”的旗号，一个人的曲艺社就这样开张了，这一干就是9年，人也过了花甲。旺季的时候，客人多些，淡季有时一天都没有一个客人，常常让他为房租发愁。

    虽然人已经不在天桥，于小章依然认为自己是最后的天桥艺人，不仅仅是保持着卖艺打赏的习俗，还因为他没忘天桥世家恪守的那些祖训，凭本事吃饭，信义、节俭与严守承诺。

    (《北京晚报》5.25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