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这个犹太人不一样

    二战后，欧洲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来自德国的那些人，集体在美国找到了庇护所。他们有两个故乡，而有些人还有第三个故乡，如历史学家彼得·盖伊——除了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外，他还是犹太人。

    不过，彼得·盖伊对谈论纳粹没有兴趣：他毕竟年轻，到美国时才十来岁。既是因为经验不足，也是因为他一直就没把自己当犹太人来看，“遭难者”的身份是他不喜欢的。不过，得益于年轻，盖伊会对上一辈人的自我开脱倾向有所警觉。

    在汉娜·阿伦特和阿多尔诺，这两位重要的自德入美的思想家看来，第三帝国的兴起跟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关系，纳粹起于粗鲁的下层阶级。盖伊提出异议，他说，当魏玛民主呈现出大众动员、全民参与的危险倾向时，德国的知识精英宁愿与共和疏远，关起门自己过，也不肯做点什么。这是德国人“轻易的悲观主义”和“冷酷的理性主义”：完啦，全完啦——我回火星去了。

    同样得益于年轻，盖伊才不拘于以往，留出嗅觉给当下，给自己的新故乡。麦卡锡主义时代，盖伊曾在一个学生的论文里批了几句话：“我们不能自欺说，就因为我们打败了纳粹，法西斯便已死了，它还活着，遍布全世界……如果我们知道，国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说过什么，写过什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土生土长于我们家乡的法西斯分子了。”

    这是他自己谈论纳粹的方式。这个“国外的法西斯思想家”当然暗指美国的当权力量，尽管美国正在帮助欧洲重建民主。盛行的政治正确式的反共和种族隔离，同样为他所恶。他不执迷于乡愁，但必须代表欧洲，回击那些说他得益于在欧洲的“遭难”的人。

    1993年他从耶鲁大学退休后，仍保持了二十年敏锐的头脑，直到今年5月12日去世，91岁盖伊的桌上仍有正在写的书。

    （《北京青年报》5.26 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