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苏联争夺在华外国专家

    1950年代中苏决裂后，苏联专家的撤离让中国工业遭到严重创伤，如果其他外国专家也随之撤出，会让统战工作雪上加霜。作为外国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力促其他外国专家留在中国，并为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还是被隔离在中国之外。当时中国看中的是他们的技能，因此住下来的大部分是老师、语言学家，或者科学家，但完全将他们“隔离”开来。

    比如有一次，我的美国朋友、生理学家鲍勃就大发雷霆。他跟我讲，我向中国的伙伴要求帮助的时候，会有人突然把大家集合起来开政治会议，马上所有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都不见了。他们不会告诉我去了哪里，或是我要等多久。

    然而，这些外国专家还是深爱中国，深爱社会主义的。

    中苏反目后，我得到机会，开始频繁出入友谊饭店，我的政治工作从那里开始。

    友谊饭店有个专为外国专家设的大型餐厅，是个搞小圈圈、说闲话，以及炫耀人际关系的地方。有一桌属于美国人，其他桌子则被非洲、亚洲、阿拉伯，以及信奉毛主义的拉丁美洲人分占。有时候我们会把几张小桌子拼在一起，一群人一边吃一边聊天。

    我们讲赫鲁晓夫的笑话，其中一个是，一个苏联人因为在街上大喊赫鲁晓夫是个大白痴，而被判了十年又两天徒刑。这个犯人问法官，为什么会判这么奇怪的刑期？法官讲，两天是因为你侮辱了我们的领袖，十年是因为你泄露了国家机密。说完，一伙人哄堂大笑。

    不管是讲笑话，还是讲故事，都要为我的政治工作先行搞好气氛。我向这些外国人私下透露苏联修正主义犯下的罪行。比如，对拉丁美洲人，我会告诉他们，苏联如何运用自由世界对古巴的围堵禁运制裁，迫使古巴陷入在经济上及政治上都必须倚赖苏联的情况。

    对非洲人，我会告诉他们苏联如何讨好他们国家里的反动分子，以便卖武器给他们及争取在联合国的选票，却又拒绝支援真正非洲革命分子所需要的枪药及资源。

    对美国人，我就强调有关革命原则的议题，并嘲笑莫斯科人对住在当地的外国人那种可笑的对待方式。

    我必须准确地知道该说多少，耐心等待别人向我开口要更多资讯，而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我对毛泽东及毛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我会跟其他国家的同志讲，没有必要一定遵守这条路线或那条路线，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做决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自己动脑筋。

    （《博客天下》2015年第12期 李敦白口述 徐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