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马”圣徒

    全程马拉松长42.195公里，距离在此以上的长跑比赛通称为超级马拉松。没有优厚的奖金，只有自虐般的赛程。“超马”狂热者大多三四十岁，他们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有着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对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

    从“话痨”到“跑者”

    33岁前，关雅荻发泄过剩精力的方式是说话。其时他正在影业公司小马奔腾负责宣传营销。2012年5月，关雅荻所带的团队拼尽全力让宁浩执导的《黄金大劫案》获得了同期国产片票房的最佳成绩：1.5个亿。这几乎让他累垮了，也第一次对语言表达产生了疲劳。

    对于很多中国成年人来说，运动习惯的重建往往始于繁忙的状态——而非悠闲的秩序里。跑步，首先被当成了恢复内心节律的武器。小的时候，关雅荻曾经非常喜欢运动，他家在青岛，在酷爱长跑的父亲带领下，跑过青岛高高低低的坡路是他少年时代的乐趣所在。春夏之交，八大关满街青绿，目之所及是山海之间起伏变幻的公路。这导致了他日后对普通的城市马拉松完全提不起兴趣：除了跑步机，简直无法想象有比在充满人造景观的平直马路上反复迈步更乏味的事情了。

    2012年是跑步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之年。曾经以800米为噩梦的一代人，在村上春树、Nike跑步线全新产品，以及社交媒体分享点赞功能的共同作用下同时兴奋起来，开始刷公里数、争抢此前10年近乎无人问津的城市马拉松名额、组团约跑、在微博上抒写10公里心得——跑步突然变成了一种阶层时髦。

    这项运动的魔性之处在于，它明明单调异常、没有对手、充满重复、完全不像游戏，却也是最能激发人言说欲望的运动，甚至是某种形而上的倾向。一些人在跑完人生第一个5公里时似乎就能发展出一套哲学，但关雅荻没有。他之前强烈的、兴致勃勃的言说欲似乎溶解在了某种更本能的、物理层面的奔跑欲里了。这让他从一大批“跑者”中分离了开来。

    在关雅荻和他的同类们这里，长跑没有变成任何东西，它只是变得越来越长，从马拉松的42.195公里变成了50公里，从100公里到168公里，甚至从250公里到330公里……它变成了长征。

    从马拉松到超级马拉松

    2012年秋天，关雅荻先后跑了北京马拉松和上海马拉松。两场比赛离得很近，只隔一个星期，这样的赛法在跑步圈俗称“背靠背”。关雅荻北马跑了3小时43分钟，在业余选手里算得上优异。但这两场比赛跑得他味同嚼蜡，“之后就放弃了，再也没跑过城市马拉松。”

    他认为他更倾心于越野跑、长距离。夏天他参加了一次铁木真草原马拉松，高温，全无遮挡，万里无云，“跑道”就是草原，看着清新可人其实坑坑洼洼，每一脚踩下去都不知深浅。“但是它真的就和电脑开机画面一样！”关雅荻说，他被击中了，因为太过辽阔，远方的地平线出现了弧度，他一边跑一边想，嘿，这就是地球了。

    但距离的大幅度提升并没有想象中容易。第二年春天，他报的两次100公里赛都以退赛告终。首先是香港大屿山百公里跑，这是香港难度最大的越野跑，爬升大（累计爬升5900米），关门时间32小时。关雅荻花了18小时完成了61公里，面对接下来还有三分之二的茫茫山路，他感到意志力崩溃了。他当时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他是来参加香港电影节的，跑步只是忙里偷闲，不可能因为跑步而耽误正事。而再跑下去就要上全程最高的山头凤凰山山顶，撤都没法撒。

    这是他第一次退赛，心安理得。一个多月后他参加了在北京门头沟组织的100公里越野跑，再一次铩羽而归。和大屿山不同，这是一次关雅荻原本认为他一定会拿下的比赛，香港回来后他练得很拼，赛前还特地按照主办方发的路书前往门头沟探了路，充足的准备工作令他自认为“状态全开”。但事情就是像开玩笑一样：当比赛时他以前所未有的胸有成竹比往常跑得快了那么一丁点时，他的左腿立即就抽筋了；跑到25公里他喝了一口维他命水，立即就电解质紊乱，上吐下泻。43公里处他感到难以为继，再次退赛。

    全程马拉松长42.195公里，距离在此以上的长跑比赛通称为超级马拉松。还有一种形式的“超马”以时间计：比如著名的台湾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固定在东吴大学田径场举行，要求参赛选手连续不停奔跑24小时，跑程最长者为优胜。传说日本黑帮组织稻川会的入会门槛就与后一种类似：新成员必须围绕指定的街区连续跑12个小时，不能昏倒，不能休息，达到一定的公里数，方可入会。

    没有优厚的奖金，只有自虐般的赛程，这个19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超级马拉松，从2010年后开始出现了中国“超马”爱好者的身影，比如跑完7大洲极限马拉松大满贯的陈盆滨、完成330公里“巨人之旅”人民日报社记者曾华锋。这些“超马”狂热者大多三四十岁，他们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有着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对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

    只要没有受伤，就是赢

    那次抽筋和电解质紊乱导致的退赛成了关雅荻最后一次主动退赛。“之后我有过没能在关门时间里完赛的，但没有再放弃过。”

    在“超马”圈子里，关雅荻比赛密度之大尽人皆知。很多人有着比他大得多的日常训练量，比如一个月500公里以上、爬升累计1万米。而关雅荻几乎都靠以赛代练。他喜欢比赛：注意力集中、全盘投入、目标明确。“很多东西只有在比赛时才会突显出来，训练不可能。”但他也并非冒进型。对于参加的比赛，他有精心的挑选和谨慎的安排：从全马、100公里、168公里到250公里，“对空间时间的安排和距离的感受，只能一点一点地积累出来，我从来没有做过跨越性、过度自信的安排。”

    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8月，冰岛。“极地长征”是一项总长度为250公里的多日越野赛。从雷克雅未克坐大巴往东开300公里，海拔最高的冰川中间的一个山窝，在此地扎营然后向西跑，终点是一个温泉，跑完直接跳进去。全程没有补给，7天的水和食物都要背在随身包里，每天要在规定时间内跑完规定的公里数，沿途不许使用手机，封闭且与外界失联。出发前，关雅荻在挑跑鞋上很费了一番周折，主办方没有公布详细路线图，仅告知选手比赛需要不停地蹚水过河。他提前半年开始买鞋子，前后买了有十几双，不停去水里试。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穿厚一点的鞋子，全湿透了会很难受（或许还得停下来换袜子浪费时间），不如买薄型的、能将水踩出来的。他最终选中的是一双Under Amour新出的越野鞋：有漏水槽和通气槽，轻巧，回弹性强，不便宜，1300多元。尽管如此，“一场比赛下来，鞋子也是彻底烂了。”

    8月的冰岛仍然冷得超出想象。第一个比赛日醒来，零摄氏度，睡袋里有水柱，帐篷里都是蒸汽，七级风大刮到很多选手根本站不稳。“两百七十多人来参加比赛，三四十个人那天早上当场退赛了。”

    关雅荻第一天花6小时完成了45公里。风太大，无法加速，“下坡时一些选手直接被吹倒了。”他背着11公斤的背包，一天下来肩膀跟着火了一样疼。他感到人的这具肉身比想象中还要麻烦，比如跑步——你预计到了可能会脚痛、腿抽筋，谁能料到连肩膀也能让一个人痛到咿呀乱叫，“脸都是歪的，龇着牙都不行”。但身体也比想象中粗糙：到了第3天，他已经在疼痛中彻底麻木，“疼又怎么样，疼你也得跑，不可能一直走，这样只会更漫长。”翻开衣服看了一眼肩，皮开肉绽的，但对他已经没有影响了。

    第四五两天是两日连跑，66公里长距离。关雅荻记得，在一个他分不清早晨下午的时间，带着没有睡觉导致的轻微眩晕，他感到脚下的路越来越黑。他觉得诡异。他面前是一个长上坡，前面有两个人．扛着一个很大的东西，好像是舶板。“我以为我幻觉了，难道我要跑到海里了？不会有海啊。我赶紧跑着，冲过了那个上坡。”原来不是幻觉，真的是海：粗砺的、一望无际的黑沙滩，冷冽的、滚滚而来的北冰洋。他知道脚下是火山灰，火山灰上是之前选手而不是史前动物留下的脚印，但那一刻他相信：他钻进了地球的褶皱，世界尽头。

    在最终完赛的220多人中，关雅获排名第38。这让他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理性层面的自信”。世俗生活里，围绕身体有太多的“神圣日常”，比如舒适、清洁、放松、足够的睡眠时间等等。现在关雅荻认为，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只能承受舒适，不能忍受痛苦？痛苦一定要被克服吗？当接受疼痛、劳累作为身体的一种常态，意识层面就告别了软弱，拒绝了退赛的诱惑。

    在斯坦福大学体育心理学家JoannDahlkoetter看来，喜欢极限耐力跑的人通常都是孤单的人，而且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接受“人类有极限”的说法。身体的伤痛会被他们当成潜能——忘我地、不断重复地做一件事情是这类人的修行方式。

    （《南都周刊》2015年第10期 洪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