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张自忠殉国后,张家就多了一个仪式。作为长子,这个仪式由张廉珍主持,他在每周日早上九点,都会带着全家人,面对父亲的遗像,诵读家训三次,并默思十分钟。家训有三句话,“祖祖孙孙莫忘七七。祖祖孙孙莫忘五一六。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但这个家庭的纪念仪式,在解放后就戛然而止。后辈们回忆说,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姑姑的工作。
后辈们所说的姑姑是张廉云。她退休前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如今已是92岁高龄。张廉云的长子车晴说,解放后,上一辈几乎都停止了对张自忠的纪念活动,因为当时他们都认为,“家里有个国民党军官的长辈,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解放以后,张廉云第一次正式填写登记表时,上级领导让她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军阀”二字。张廉云曾对家人说:“从小我就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支歌,而现在父亲也列入军阀之列了。”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廉云服从了组织决定。
尽管张廉云这辈人小心谨慎,但还是没有躲过“文革”。车晴说,直到1980年,湖北宜城率先掀起了纪念张自忠的活动,母亲才在朋友的建议下,为姥爷申请烈士证明书。她才开始表达压抑了三十年的复杂情感。
张廉珍有七个孩子,张庆安排行老二。
1970年,在上海的张庆安收到七叔祖张自明的来信,要求张庆安速到北京。
张自明是张自忠最密切的兄弟,张自忠牺牲以后,张自明一直在整理张自忠的历史资料。当时他被批斗,在东四十条的住宅被没收,自己住进了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待张庆安赶到小屋后,张自明慌慌张张地从角落拿出一个旧皮箱,告诉他,“这是你爷爷的材料,现在只有你来继承了,带上它,今晚就离开北京。”
张庆安回忆,返程的火车上到处是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一路上,紧紧抱着皮箱,不敢和周围的乘客搭话,甚至不敢和别人对视。
上世纪80年代,张庆安把当年从七叔祖手里接过的珍贵史料,全都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作为张庆安的长子,张雷算是将军曾孙这一代里,最早接触那些珍贵史料的晚辈。但父亲没有告诉他这个英雄是谁。匆匆让张雷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当时父亲怕我们出去说,给家里惹祸。”张雷说。改革开放后,父亲才拿出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这时他才知道,父亲所说的了不起的英雄,是自己的曾祖父。
1988年,张雷去了美国,直到2008年才回国担任某外企的技术总监。在美国的20年里,张雷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看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会拍桌子。
张雷的兄弟张从越,则创办了两个以张自忠命名的网站,虽然访问人数不多,但张雷认为是自己这一代人对历史的一种态度。
张雷说,“我们纪念张自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是表明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一种态度,让不愿意认错的某些日本政客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新京报》5.18)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