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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日将士给家人写下的一封封信件，从个人的视角记录下战争中的体验和情感，还原出更为丰满、鲜活的历史图景。
左权：别时容易见时难
左太北2岁时，父亲左权就牺牲了。
关于父亲的故事，母亲刘志兰多年未对左太北说过。直到1982年，已经42岁的左太北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摞信件，都是父亲当年所写。刘志兰附信写道：“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饱含深厚的爱及对团聚的渴望。如果没有1942年5月的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会很美满的。”这些家书让左太北首次走近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山西洪洞给刘志兰写了一封信，对日军的恶行愤慨不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给妻子写信期间，正值百团大战前后，日军对八路军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女县长刘湘屏中毒非常厉害，全身发烂，皮肤掉了三分之二，幸而医治较早，大概可以不死了，其痛苦之极也可想而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遇上干旱，战士极缺粮草，但是左权用乐观的笔触给家人以安慰：“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
除了对战场情况的记录，信中还透露出左权对爱人及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的关心。但正是对家庭如此眷恋的左权，在1942年5月20日最后一封信中也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里的“处理”，很可能指送人寄养，左权此时已经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25日，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安全转移，他在十字岭壮烈牺牲。
蔡炳炎：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
著名抗日将领、中国军队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在1937年8月11日、22日，由常州赶赴上海阵地前，写给夫人赵志学最后两封信。
第一封信说到“沪战闻我军连日胜利，敌方大有恼羞成怒之势”。当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已过了一个月，日军侵占平津后，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后，他们竟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该事件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日方以此为借口，命令大批日舰陆续登陆。蔡炳炎在信中说“又由日运来援军五万余口，果尔，则二次大战即将爆发”，指的就是两天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淞沪会战。
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蔡炳炎第二封家书的写作时间是8月22日上午8时半，正是开赴战场之前。蔡炳炎深知此去意味着什么，因此在这连续两封信中反复强调，对身后事已经做了详细的安排，包括日常用度的管理，女儿的婚姻，以及幼子的抚育。他提及自己的勤务兵周难乘乱潜逃，评价说“此人瘦弱无忠骨，所以不可靠”。紧接着，他写道：“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
搁笔后没多久，蔡炳炎就接到上前线的指示，26日，蔡炳炎亲率唯一的特务排和402团第3营冲向敌阵，杀敌多人。约中午12时许，在距离日军阵地不到一公里处，蔡炳炎不幸被敌弹横穿胸部，以身殉国。
（《文汇报》5.15 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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