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迁徙权利

    大约三周前，中国财长楼继伟提及户籍改革，说目前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还没有放开，应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转移支付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

    曾参与1982年宪法起草的法学家吴家麟，就当时不恢复1954年宪法提到的“迁徙自由”提供了一个解释：“宪法要建立它的权威，要真正贯彻实施，有保证。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他的观点在当初的起草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坦率地说，他们恐怕远没能预见到今天中国的复杂性。他们那时最大的担心无非是如果有大量农民涌进城市怎么办。但这个担心，在今天中国许多城市的当政者看来，可能会成为一个莫大的笑话——如果我的城市没有打工者，没有高素质人才的注入……那才真麻烦了。至少，作为政府财政支柱的房地产业就少了最重要的接盘力量。

    是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部分实践了迁徙自由与居住自由。

    自由迁徙，它阳光的一面，当然是促进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但在一些情形下，自由迁徙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侵犯性暴力的阴影总是存在着，很多时候它还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它可以阻止特定的职业、特定的人出现在“他的地头”；当然，也可以礼送甚至强制你离开……

    普通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现代“国家”刚刚诞生的时候，多数政治先贤对它说不上喜欢，霍布斯甚至直接称它为“怪兽”，它力大无穷，对个体的公民来说，它大得可怕。所以，现代政治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遏制它，使它可以和相对弱小的个体和谐地共存。

    中国走在现代治理的路上。现代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认真对待权利。

    （《南方周末》5.15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