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场上唯一的女记者、出色的外交官

    “外交奇女”胡济邦，是当时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她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日女先锋

    生于浙江永康县古山镇一个务农家庭的胡济邦，幼年丧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多病的母亲艰难维系。

    1923年秋，12岁的胡济邦考入永康县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学校，她接受了英语启蒙，开阔了视野，并为日后陆续掌握英、法、俄、日、匈、拉丁语打下基础。

    1927年，胡济邦考上杭州女子法政学校。她在100余名考生中独占鳌头。

    1928年，胡济邦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加入中共领导的学生抗日委员会、反帝大同盟，并投身到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合总示威中。

    1933年春，胡济邦成为中共南京军事情报员，经四哥胡济时介绍，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做家庭教师。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高级将领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制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行动方案，计划集中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进攻。胡济邦通过偷拍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绝密军事文件，获得了这个行动方案，并快速经地下党组织转送苏区，这份情报对我中央苏区反围剿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国民党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

    战地女记者

    胡济邦从1933年开始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促成此事的是其胞兄和恩师。胡济川从外交部亚洲司科员起步，旋即外放，数年中连连高升，迅速升任驻朝鲜大使馆参事，同时继续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

    1936年，胡济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随员（新闻专员），她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从1941年起，胡济邦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在苏联开始进行新闻采访。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采访报道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她为《中苏文化》撰写的新闻报道主要有：《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列宁格勒防卫战之经过》《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等，采访过崔可夫、朱可夫、列宁的弟弟、列宁的夫人，还实地拍摄了大量历史性珍贵照片。她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采写的通讯大多与苏联抗击德国有关。她善于将严肃、枯燥的事实与轻松、愉快的背景互相衬托，体现出苏联人民的爱国与坚强。她总是在铺陈事件的前因后果时，不经意地穿插一些历史故事，使文章不但增色，而且增强了说服力。通讯中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对坚持抗战的中国读者起到激励作用。

    胡济邦的通讯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她通过赞美列宁城人民英勇的抗敌精神来鼓舞中国的抗日战争。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结束，嘹亮的军号还在战地上回响，城下硝烟未散，胡济邦即获准前往斯大林格勒采访。

    胡济邦在一间小屋里采访了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鲍卢斯沮丧地在胡济邦面前低下头颅：“我叫腓特烈·鲍卢斯，52岁。”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济邦就向国内发回了真实准确的1万多字的斯大林格勒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

    异国搜集情报

    胡济邦抵苏后，在复杂的环境下，为中共与苏共之间，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还为了查清一些问题、案件，不辞劳苦，奔波在苏联与比利时等国家之间，并及时提供了一些秘密情报。事后，苏方曾向李克农称赞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工作人员。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例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是她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

    1949年3月，国民政府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乘飞机经瑞士，取道香港回到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经李克农的推荐，胡济邦来到外交部工作，曾任秘书、科长、副处长、研究员。

    1956年，胡济邦调入人民日报社，任该报驻匈牙利记者。之后，历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国际部编辑、评论员。1979年，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时她虽已近古稀，却仍然随夫至纽约，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并在6年时间里，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

    （《羊城晚报》5.16 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