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首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
“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记者。在李恒的印象中，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元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北京青年报》5.12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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