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制度差异与性恶性善论无关

    长期以来，一种想当然的观点认为：“性善论”是儒家式“德治”或“人治”的根基，而“性恶论”则构成西方自由主义式“法治”的前提。进而言之，政治制度的基本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对人性善恶持不同立场。

    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指出，除董仲舒明确反对“性善”外，汉代思想家王充、刘向均有此倾向。实际上，在《孟子》思想得势之前，从汉到唐在大约一千年的漫长时间内，绝大多数的儒典基本上不持“性善论”立场。就此而言，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大流，说不过去。然而，《荀子》的“性恶论”立场，并不妨碍其主张“德治”与“人治”。与此相应，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性恶论者多半主张君主专制体制，主张民主体制的学者则多对人性持近于“性善”的立场。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性善”还是“性恶”并非中西制度差异之根源。

    实际上，人性论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本质上服从于思想家的问题表达与方案设计。

    无论儒学还是自由主义，均表现出了兼蓄“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基本格局。一方面，政治制度在原则上正是针对个体自发性偏差而设，个人本性因而不能全善。另一方面，任何制度的设计及运作，从根本上又离不开相关成员的理解与遵行能力，“性善”因素因而不可或缺。单纯的“性善论”势必导致轻视制度设计，彻底的“性恶论”则使制度的发明与运行成为不可能。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以《荀子》“性恶心善”论为例，认为：一种健全的“心性-政治”理论，必须同时兼顾“向下”“向上”两种生存倾向。

    显然，中西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但是，据此绝不足以断定制度设计与人性论无关。也许可以这样界定两者的关系：作为一种事实描述，“性恶论”任务在于提出问题；而作为一种应然投射，“性善论”则旨在预设可能出路。

    （《中华读书报》5.13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