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1875年-1955年),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德国20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回顾托马斯·曼整个精神成长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他的精神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会吃惊地看到,1914年8月当德国正式对法国宣战时,托马斯·曼在给哥哥亨利希·曼的一封信中写道:“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在同一封信中,他称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十分正规的,甚至是庄严的人民战争”。
这种思想显然和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所具有的人道的反专制思想存在天壤之别,这种转变过程则是耐人寻味的。讲到这里,必然要论及托马斯·曼和年长他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亨利希·曼深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人权观念、自由和平等思想的影响,他显然是把法国民主制作为德国君主制的对立面而加以颂扬。在对待德国君主制的态度方面,他和一战时期拥戴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弟弟已呈背道而驰之势。
兄弟俩的关系在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曼给哥哥的一封信之后完全中断了。次年亨利希·曼发表《论佐拉》一文,哥哥不点名地谈及弟弟:“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它迫使有思想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做眼下的胜利者,或者为永久的事业而奋斗。一个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真理上的帝国是不会取胜的。”
1917年年底,亨利希·曼曾写信向托马斯·曼表示和解,然而遭到拒绝。亨利希·曼直率地指出弟弟问题之所在:“你的激情促使你完成了几部作品,但它也使得你对不合心意的东西完全采取无礼的态度。简而言之,它使你无能力去理解另外一个陌生的生命中的真正严肃性。”四年之后,托马斯·曼终于愿意思考兄长的观点,又一次成为汲取者,并最终朝着人道和自由的道路走下去。晚年,对兄弟俩情谊,托马斯·曼做过感人的描述:“在德国的疯狂面前,他和我一样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忏悔,甚至比我更多,因为他在从法国出逃期间,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
在希特勒执掌政权后不久,托马斯·曼即被迫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对托马斯·曼来说,他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遇险,书籍遭禁,备受恐吓,以及最终被取消国籍)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
(《新京报》5.9 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