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举报父亲”背后的爱与痛

    日前一则《23岁女儿微博举报爸爸高速上开车打电话》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对文明行车的大讨论，大家纷纷为“中国好闺女”点赞，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血缘依然是最为牢固的社会联结纽带。父女作为人伦至亲，说到底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女儿举报父亲”的角色反差，从表面上看不近人情，从本质上看却是源于对父亲的爱与关心：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形下，“女儿举报父亲”是为了提高违规成本，从而倒逼父亲文明行车。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68%的司机有过开车打手机的行为，然而开车打电话反应时间会慢半拍，视野范围也缩小近一半，事故风险较全神贯注开车增大4倍。如果说女儿劝说父亲是一种私人关系，“女儿举报父亲”则属于公共关系，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在风险社会，任何人为可控的风险因子都是我们努力消减的对象。“开车打电话”不仅给当事人父亲带来安全风险，也给高速路上其他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带来威胁。“女儿举报父亲”尽管在路径上有些另类，其对父亲的爱与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一个社会信任缺失的时代里，“女儿举报父亲”不可避免地遭遇曲解和误读。在“恶意揣测”和“丑闻思维”的驱使下，弥漫在陌生人之间近乎变态的不信任再次上演。面对互联网上的纷乱信息、偏激情绪和不良社会心态，“中国好闺女”以拒领警方奖金的方式来回击“举报是为了获得奖金”的荒诞论调。就此而言，“女儿举报父亲”并不是对私人情感关系的破坏，而是通过诉诸公共规则的手段，来保护和关爱父亲。

    交通安全要想从愿望走向现实，离不开公众参与。“女儿举报父亲”不是干涉私生活，而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追求；不是追名逐利的出卖，而是饱含深情的关爱。

    （《北京青年报》5.11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