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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渐渐传开。
8月11日，17岁的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走进黑龙江绥芬河日军要塞劝降。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会说日语的女孩
1945年8月10日，绥芬河宣告解放。11日，根据苏联红军通告，为“清剿日本人”，绥芬河东街居民一律转移到西街腰毛屯和阜宁镇，限期完成。
嘎丽娅跟着父亲张焕新，走在前面。穿过铁路后，嘎丽娅回头看见母亲菲涅和15岁的弟弟张树烈被苏联红军拦着问话，就让父亲先走，自己折返。原来苏联红军让他们去司令部登记，嘎丽娅也得过去。谁知，这一折返，嘎丽娅的人生轨迹来了个大转弯。
张树烈回忆，当时司令部院里已经站了四五十人。过了很久，还没轮到他们登记，正巧一名苏联红军军官匆匆走出，用俄语向人群问道：“你们这里谁会说日本话?”
自从1933年日军侵占绥芬河，推行奴化教育，学校都增设日语，而嘎丽娅的日语成绩很好。
绥芬河镇子不大，俄罗斯人都相互认识。人群中有声音回答道：“嘎丽娅会。”
一座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
战败后，遗落在绥芬河的日侨等在一片惶恐中，所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号称“坚不可摧”的天长山要塞。很多街上的日侨匆忙带好干粮，陆陆续续往山上跑。最后一任街长爱甲嘉津磨组织了150名日本妇女、儿童、老人及200名在乡军人逃向天长山要塞。
要塞仍留有不少驻军。他们依赖牢固的工事，囤积着大量战略物资，宣称足以困守1年以上。
苏联红军攻击天长山的尝试遭遇了要塞猛烈还击。因为强攻意味着伤亡，也意味着殃及平民，劝降日军是当时非常现实的考量。
一个平静的生死抉择
劝降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王宗仁讲述，苏联红军曾派一位军使到东宁要塞地下劝降，被送出来已遍体鳞伤。舌头被割，脑门用刀刻上五角星，九根手指被砸掉……
嘎丽娅只是个17岁的姑娘，之前无数次见证或听到过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我们无法知道她听到苏联红军的任务时的反应和心理状态。只能推断，她的日本邻居，她教授过俄语的日本孩子等都被卷入时代和命运的漩涡。生与死的关头，需要有人传出那一声和平的口信。
从兵营出来，嘎丽娅走向妈妈，母女四目相对：“红军让我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人投降。”
张树烈回忆，嘎丽娅说得很平静，但母亲却忍不住哭了。
一个至今未解的生死之谜
菲多尔琴科是劝降小分队的军官，他生前曾多次讲过带领嘎丽娅上天长山要塞劝降的经过。8月11日下午上山劝降时日本人拒不投降。12日上午，嘎丽娅手持白旗，在红军掩护下，再次登上天长山要塞对日军劝降。狡猾的日军只允许嘎丽娅一人单独与日军谈判。嘎丽娅跟随日军走进兵营，三个多小时后，兵营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最后传来一声枪响。菲多尔琴科断定嘎丽娅被日军杀害了，于是向日军阵地喊话。这时，日军突然向苏军劝降小分队开枪扫射。菲多尔琴科上尉一面指挥还击，一面组织撤退。劝降失败后，苏军调集重炮连续三昼夜轰炸天长山要塞阵地。
天长山要塞战斗结束后，嘎丽娅的弟弟、同学、邻居多次上山寻找，始终未能找到嘎丽娅的遗体，只是在树丛中找到了临行前妈妈为她戴上的红头巾。
一次64年后的重生
由于军方未能对嘎丽娅劝降做出书面结论，嘎丽娅被列入战争失踪人员。嘎丽娅家人连续多年向各处致函，都石沉大海。
1984年，当时还是绥芬河市地方志编研室编辑的孙伯言，偶然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公安档案中发现了女英雄嘎丽娅被尘封数十年的悲壮故事。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到处奔走、游说。
2009年，嘎丽娅终于“重生”。
绥芬河市民用青铜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就立在她最后上山的地方。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绥芬河市民回信中的一段话。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5.4 5.5 朱伟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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