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的尴尬事。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等等,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据统计,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一百多个。把办证所需时间和费用累加,无疑天文数字。从表面上看,证明过多过滥过奇,是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核实之需却又互相推诿的结果;实则是,各职能部门的官本位思想让百姓跑断腿。
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看来,根治办证多、办证难问题,势必要打破行政壁垒,应让各级政府部门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
(《新京报》4.9 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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