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用一生“正人心”

　　罗国杰的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始终是陌生的。

　　多年来，这位中国伦理学奠基人长期保持着低调的风格，直到3月9日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告别的人有四五百之多，长长的队伍令人咋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刘云山等也送来了花圈。

    这位享年88岁的老者是谁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里，罗国杰被年轻的学生们称为“镇院之宝”。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和《伦理学新编》等著作。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本、硕、博三级伦理学培养体系，由此成为全国高校伦理学的研究中心。他带出来的学生称自己为“罗门弟子”。

　　“罗老是一位得道的儒者”。罗国杰的博士、现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晨虹说，“他惜字如金，讲起话来娓娓道来，却给人一种大千万象尽掌握在心的感觉”。

　　课堂上，罗国杰把儒者概括为具有广博的学识、儒雅的风范气度和胸怀天下的情怀。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焦国成眼里，老师罗国杰这三种品质都具备。

　　在外人看来，伦理学有点儿太过学术，不大接地气儿。他的学生、华夏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林建初刚考上研究生时也曾问道：伦理学专业对国家到底有什么用？

　　罗国杰回了3个字：“正人心”。

　　“人的心正了，什么事都有秩序，人的心坏了，就总想着钻空子，法律管不胜管。”他引用西汉儒家的代表人物贾谊的话：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理者，禁于将然之前。意思是，法律是等别人犯了罪之后，再来惩戒；而道德却在人犯罪之前，就制止了恶行。

    如何使得伦理学不空洞

　　罗国杰坚持:学伦理、学道德需要实践，“自己讲出来的必须要做到，做不到就是骗人”。

　　为了做到“不骗人”，这位老者近乎于执拗。学生过节送他一袋苹果以表尊师之意，他都会断然拒绝。

　　后来，不忍看到学生难堪，老师在方式上做出了调整：以物换物。学生送他一袋苹果，他就送学生两盒饼干或两管崭新的钢笔。

　　事情到了自己和家人身上却变得没有缓和的余地。1956年作为调干生来人民大学读书之前，他已是处级干部，当时的工资每月100元。到了人大，他主动写信给自己在上海的原工作单位，要求把工资降到40元，理由是：没有在原岗位作出很大贡献。

　　在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主管人事工作时，他让妻子提前退了休，还禁止学校录用找工作中的儿子和儿媳。学校给他配了车，跟老伴儿一起出门时，罗国杰坐学校的车，老伴儿只能坐公共汽车。

　　罗国杰夫妇的感情十分深厚，在他后期病重意识不清时，口中时常呼唤老伴儿张静娴的名字。

　　老人家里，除了必要的家具，家里再无一点装修，墙上除了一幅字外，无任何饰品。床上的被褥，身上的中山装，几十年来都是那一套。早期住在人大林园家属楼的时候，家中的木制旧沙发油漆已经脱落，用手摇晃近乎散架。

　　老先生却对此不以为意。“老师经常说要关心他人 关心社会 关心国家，道德总是与对社会的献身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严春红回忆道。

　　去年12月，罗国杰被授予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并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坐在家里的旧沙发上，他和老伴儿作出了将100万元全部捐作奖学金的决定。“老两口说这事儿的时候，语气轻松得就好像送出去的只是一本书而已。”当时在场的学生焦国成说。

    提出“以德治国”方略

　　这位生于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推崇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2012年入学的严春红曾和老师讨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罗国杰说要坚持，因为“要为国家考虑”。

　　他还对社会上的道德滑坡问题，撰文批评满口“钱钱钱、利利利”现象。

　　他曾提出要“以德治国”，后在2000年被中央采纳，成为了治国方略。当时恰逢“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出不久，罗国杰的主张在法学界一时间掀起了不小的争议。

　　曾与罗老一起参与编撰过高校教材的法学教授陈大文记得，当时自己年轻气盛，还曾当面质问过罗老“干嘛出这种主意”。

　　“以德治国已经成为中央决策，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政治纪律。”罗老又从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障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不要依法治国，二者要相互结合。

　　“从治理社会上讲，依靠道德的力量是最长远、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他说。

　　罗国杰很早便开始关注腐败的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学生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就危险了。对于腐败者，他的看法是：自作自受恶有恶报，但我们不能幸灾乐祸。

　　3月13日，是罗国杰追思会举行的日子。这一天虽然天气有些冷，却阳光和煦，没有雾霾和阴雨，正如这场追思会的气氛——哀而不伤。

　　（《中国青年报》3.18 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