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

    城镇化浪潮在近代西欧开启之后，大量农村人口被吸引到经济活跃、机会更多的城镇中谋生，使得城镇居住人口急速增加，一些工业城市人口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然而，对于这些新近涌入城镇的移民来说，要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尚需经历较为漫长的磨难。

    工业化浪潮下从乡村移居城镇的旅程，首先是一个脱离传统文化的过程。这些背井离乡前往城镇谋生者，面对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适应，还要面对更为深刻的文化适应，即适应诸如时间节律、社交模式、行为准则、道德认知和社会期望等城镇的运行规范和文化价值。

    但是，文化适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缓慢的过程。远离乡土，失去乡村熟人社会的监督和道德戒律，同时又对新环境新文化缺乏应有的概念，不仅在19世纪，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是城镇化进程中言行失范乃至违法犯罪频发的根源所在。尽管较为缓慢，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适应的过程显然处于不断的累进当中。

    推动城镇新来者文化适应进程的动力机制，大体来自两个方面：社会自主调适机制和政府介入调适机制。政府机构作为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它们在城市的发展规划、公共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管控等各种事务上的介入，对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社会自主调适机制，现代资本主义工厂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强化了纪律观念，也重塑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旧习惯与新纪律之间的较量是尖锐持久的。新文化的征服仅凭强迫性的机制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教育机构提供道德说教，西欧宗教组织如英国的卫斯理宗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在塑造新道德和新文化观念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要有适应新环境的社会交往机构，如咖啡馆、剧院、舞厅、广场、体育比赛等，为城镇社交需求提供场所，以便铸造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形成新的行为礼仪标准。

    由此可见，文明教化的养成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既需要以理解与宽容的心态，对待此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等待社会的自我发育、调适和完善，也需要政府与社会机构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引导、规范和建构。

    （《光明日报》2.28 洪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