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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古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营利的社区建设
市场主导的经济布局违背生态规律，必须由政府规划引导。中国沿海老龄化直追欧美，高地价导致教育成本大增，不仅加大城乡和区域差距，而且将损害沿海重点大学的研发能力。西方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如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都在小城市，中国重点大学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利于发展高科技，加大而非缩小地区差距。中国的发展布局应当划分为3个区：工商业主要留在沿海区，大量的行政、养老、大学、医疗机构应当从沿海迁往内地，避免工业污染从河流中游污染下游，同时也降低沿海地价，保留沿海制造业的竞争力。高薪的退休干部、事业单位移往内地，会极大提升内地消费，吸引农民就地发展服务业。西部干旱的游牧区为生态保护区，发展绿色经济。水电、宏观、金融政策要分区差别对待，不能一刀切。西方的宏观和金融政策无视地区差距,使欧盟难以持续。中国区域高度不平衡，不可能实行西方模式的全球化，因为中国的3个地区“不是平的”。
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大众媒体必须把教育功能置于商业娱乐之上，才能维护社会公德，建设学习型而非消费型社会。为此，必须严格限制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累进遗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奖励民间的非营利公共事业，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英式的圈地运动，也不可能发展美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像拉美那样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却没有稳定生计，形成贫民窟。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
发展城乡互补的合作经济，才能改变农民工不稳定的候鸟式打工。城乡交错而非超大城市的布局，有利于发展分布式农业，在中小城市的郊区发展订单农业，避免规模生产出现的“卖牛奶难”“卖猪肉难”，甚至“卖大白菜难”的生产过剩风险，也降低长途贩运出现的市场投机和伪劣食品风险。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把小块农地的产权私有化固定化，会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给动迁农民巨额补贴成为食利者，赌博挥霍，不如给农民发教育奖学金，才能有序转业，自食其力。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绝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与展望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克服西方分析科学的局限，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将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市场，只是工业化时代以前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优势，比西方市场模式更有竞争优势。马克思看到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更发挥了后进国家干部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能动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实践经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定会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
（《中国青年报》2.9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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