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想打造河北梆子“样板戏”

    以“文化革命旗手”自诩的江青，曾想在京剧以外的地方剧种里也确立一个样板团。1968年6月，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将京剧《沙家浜》移植成同名河北梆子，江青观看后感觉不理想，她指示中央文革文艺组，组织力量对河北梆子进行改革。 

    移植《红灯记》

    1968年11月上旬，江青突然要看天津小百花(梆子剧团)的古装戏。11月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义，打电话给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选调小百花剧团即刻进京。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紧急行动，责成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王曼恬到小百花亲自部署。

    此前，王曼恬等人称小百花是文化部树立的黑样板，是文艺黑线上的毒瓜。而此时江青下令调小百花进京演出，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的。

    从1964年古装戏在全国禁演，到此时已四年有余，莫说演员、乐师对传统戏已经荒废、生疏，就是服装、道具，也早被封存在阴山背后。立即就演，确实有些强人所难。可如今执行的是紧急政治任务，再难，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11月12日，由王曼恬率领的一支七十多人演出队，按照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北京地安门附近的红卫招待所。次日，中央军委差人送来一封江青写给王曼恬的亲笔信。江青在信中说，她因患感冒暂时不能观看演出，要剧团在北京边排戏边等待。

    演出队在北京待命期间，江青派人特意送来两个大冬瓜，说是她在中南海亲手所种，夏天的瓜在冬天吃，有益健康。这些戏曲演员哪敢随便食用！把冬瓜像供果一样摆在会客室里，一直到剧团回天津也没人敢动。

    就这样一晃半个月过去，一直没有接到江青看戏的通知。最后还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给王曼恬打来电话，说江青有公务，嘱咐剧团先回天津，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记》。

    1969年10月，根据京剧样板戏移植成的河北梆子《红灯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同时成为天津市重大演出活动必有的节目。 

    初看《渡口》

    1974年春，新闻媒体大肆宣传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社员群众编写顺口溜式的诗，开展“批林批孔”。江青把小靳庄树为自己的点儿，在全国大造舆论，推广普及。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王曼恬指示河北梆子剧团（原小百花剧团）组织剧本创作组，到小靳庄体验生活，编一出反映小靳庄干部群众以诗歌作武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新戏。

    6月19日晚7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让编写人员宣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

    江青一行在天津秘密观看了原小百花剧团演出的古装河北梆子《断桥》《泗洲城》和现代戏《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江青在看《泗洲城》时，显得格外兴奋，不时为演员们的表演鼓掌助兴。那天在舞台上合完影，江青跟王曼恬提出第二天要重看一遍《泗洲城》。于是，次日晚上，河北梆子剧团再次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为江青演出《泗洲城》，前面加演了一出剧作家冯育坤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现代小武戏《渡口》。

    江青很高兴，尤其对现代题材《渡口》赞不绝口，她断言这出小戏进一步加工锤炼后，一定会成为玲珑剔透的珍品。

    成败小戏

    江青在天津看完小百花演出后回到北京，把河北梆子《渡口》推荐给国务院文化组，并说这出戏可以拍成戏曲影片。文化组分管电影的领导成员刘庆棠随即赶到天津，在八一礼堂审看了这出戏。不久后，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又对该剧剧本提出小修小改意见。河北梆子《渡口》由于有江青的关照，很快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样片送审通过后，立即在全国公映。

    在全国文艺界万马齐喑的那个历史年代，一出小戏能获得江青首肯，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时间，北京、天津出版的《渡口》单行本有好几种；南北各地不下三百家专业剧团、文艺宣传队，通过各种渠道涌到天津，原汁原味地学演这出戏。身为“样板团”的上海京剧院，也按照《渡口》里的角色挑选演员，派到天津，向河北梆子剧团《渡口》剧组一对一地学习。学成后回到上海，将剧名改为《锦江渡》，在剧场演出的同时，由“上影”摄制成京剧影片。

    1975年初夏，按照江青的指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再次被秘密调进北京，接受对传统剧目《断桥》《泅洲城》《打周仁》等剧录音录像的任务。江青委派王曼恬给演出人员送来一些芒果，表达慰劳。

    这对传统戏来说，是留下遗容遗言呢，还是有一线复苏希望呢？人们猜测不透。

    随着1976年“四人帮”倒台，《渡口》被打入冷宫，从此绝迹于舞台。京剧电影《锦江渡》拍好后只刊登了预告，还没来得及公映，就被弃之于废品堆中。 

    (《世纪》2015年第1期 甄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