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说说“限行”与“路权”

    2月5日，深圳交警向262辆违反“限外令”的外地牌照车辆开出罚单。此事再次引发讨论。有人认为限行措施本身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比如路权。

    路权指人们使用道路的权利，包括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城市道路是公共资源，其增长受到公共财政和土地资源的限制，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

    在道路资源有限的城市，权利配置方式应该向那些有利于提高道路使用率的交通方式倾斜，比如公共交通；小汽车平均占有的道路资源远远超过行人、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工具，在必要时受到限制，是情理之中的。如果人人都只强调“权利”而不接受任何限制，那么造成交通拥堵、空气质量恶化，损失的就不只是自己的权益，更是侵犯了他人的权益。

    限行措施虽有其合理性，但不代表地方政府就可以“任性”推行。如果在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管理手段等方面没有优化升级，仅指望限行措施的“立竿见影”，很难真正解决拥堵问题。

    （《新民晚报》2.9 纪玉）

    比狗头金更贵重的是民利

    新疆一位牧民捡到一块重达7.85公斤的“狗头金”，可有律师在网上棒喝一声，说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一时间，狗头金的归属问题，引发热议。

    个人之利虽然要服从国家之利，但国家之利不能建立在剥夺个人之利基础上。先秦时期就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富民思想。因此有论者认为狗头金收归国有，是“与民争利”。

    从“法”的角度来说，正如法学教授何兵指出的，这块狗头金既非“埋藏物”，也非“隐藏物”，一块石头也构不成“矿藏”，法律应该禁止公民私自采矿，但不应禁止公民“捡石头”。狗头金本质上还是一块石头，不能因为其市场价值，连偶然地拾得，都不受到法律保护。

    国家当然需要保护特定资源，但在法律上应该对无主物的范围作出科学而明确的界定。尊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尊重民情民意，不要动不动就收缴，这样才能达到个人之利与国家之利的和谐。

    （《钱江晚报》2.8 洪信良）

    “17年没过团圆年”真的无法避免？

    据报道，铁路职工符强和郭伟夫妇，结婚17年来，没能在一起过一个春节。正是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安全出行。但是，维护一个好的出行环境，“17年没过团圆年”不一定是必须的代价。

    当一对夫妻为了工作，七八年或者是十多年都没有陪着家人过春节的时候，难道不可以适当地调剂一下？

    这是否反映出了一些单位和部门，在安排节日值班的时候，出现了“欺负老实人”的现象。每一个岗位都有很多职工，为啥一到除夕，一到初一，参与值班的总是那些“17年没过团圆年”的老面孔？除了他俩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值班？

    当然，有人会说，他们高风亮节主动“把困难留给自己”。即使有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来说，也应该做出反思。因为，春节团圆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不能让老面孔一直当“先进”，能否不用赞美剥夺他们过团圆年的权利？

    （《羊城晚报》2.10 郭元鹏）

    如何看待富士康的“任性”

    富士康公司对最近全国总工会点名批评“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而发表“声明书”，否认之前员工的自杀与加班有关；甚至还揶揄全总“在不断点名批评的同时，能够走到基层”，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这一方面表明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织力量在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要制止某些企业严重地违反《劳动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工会能够弹性且有效地解决公司内部的矛盾。从深层次来说，富士康对全总的反批评，是它自身工会内部运行机制的“缺位”所致，只是象征性地代表职工群众，更实质性地代表企业行政，其实并不有利于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富士康公司与其“强势”回应全总点名批评，不如进一步挖掘工会的巨大潜力，给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去化解矛盾、解决利益纠纷。

    （《文汇报》2.10 沈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