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习俗是如何演变的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国民均得休息。此新政经袁世凯批准实行。

    民国初期，政府试图将贺年、祭祖、贴春联等活动移到阳历元旦，但是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还是将这些习俗保留在了春节。新中国成立以后，春节习俗又是如何演变的？

    1949-1956年：与宣传相结合的春节

    “吃”历来是春节的重要元素，中国人节前积食的习惯在本就物资并不充裕的背景下，让“春节物价上涨”成为了一条铁律。

    工农联欢和军民联欢是这一时期的两种重要形式。几乎每年的春节文艺活动都有固定的主题：1953年的《婚姻法》宣传，1954年总路线的宣传。这种宣传要求虽未诉诸法律，但不达标者还是会受到批评。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春节演出，由于其节目没有配合现实需要，就受到了批评。

    1956-1966年：打破常规过春节

    “春运难”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

    解决春运难题在1958年同“大跃进”运动结合，成就了“打破常规过春节”的号召。“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成为宣传口号，煤矿、水利工程、机关部门贯彻得最好。1959年的一篇报道写道：“今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66-1976年：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国务院发出了“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中国自此进入“革命化的春节”。

    所谓“革命化的春节”，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春节不回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变冬闲为冬忙；二是禁止春节里的一切所谓的“封建习俗”，如放鞭炮、舞龙舞狮、磕头拜年等；三是不准大吃大喝，更不准打牌。人们熟悉的春节习俗唯有贴春联一项被保留，但内容与原来辞旧迎新的祝语大相径庭，最有特色的当属“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

    “吃”依然是过年重要的一环，但在这一时期流行的不是“吃好”而是“吃差”，城里的单位食堂、农村的公社食堂会组织人们吃“忆苦思甜饭”，什么难吃弄什么，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1979-1989年：平安回家、欢乐过年

    1980年，春节放假制度全面回归，“春运”难题又随之而来。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据统计，1988年有88万人是在火车上站着回乡的。安全过节、平安回家也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这时，春节期间文娱活动全面展开。电视节目不仅增多，而且题材丰富，不再局限于革命教育。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1990年至今：春晚相伴

    上世纪90年代，“下馆子”吃年夜饭成为流行。

    1999年，国务院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黄金周”，黄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

    同年，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响了很多人的心声，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这些年，过年的红包礼品、亲戚朋友的问候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当“情”逐渐变成“债”，回家渐渐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尴尬话题。

    （《东方早报》2.3 陈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