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庭内，66岁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官位仅次于特首）许仕仁，因被控收取新鸿基地产（下简“新地”）的利益输送，被判入狱7年半，并需向香港政府归还1182万元（港元，下同）涉案款。
对于许仕仁贪污受贿，很多人都表示难以理解。曾与许仕仁共事的廉署执行处处长李俊生感慨道：“香港官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福利待遇也很好，按理说不应该再贪污。”
李俊生同时举了另一个例子，伏明霞的先生梁锦松来自金融界。2003年，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已知即将上调购车税，赶在此之前买车，为此节省了约10万元，对于身家过亿的梁锦松而言，10万只是一个小数目，即使不少市民相信他并非有意为之，但他仍不得不引咎辞职。“这说明他对廉洁的敏感度不足。”
许仕仁案宣判一周后，廉署收紧《防止贿赂条例》，要求公职人员只允许收取宣传纪念品，获赠果篮也需经上级批准，并要与同事分享。此前，他们可以接受价值500或1000元以下的礼物。同时，立法会财政委员会议批准公务员加薪议案，拨款近90亿港元。
这场世纪审判，律政司聘请6名资深大状，花费约8700万港元诉讼费，而廉署调查该案4年，每年的人力开支就有1685万元。保守估计，此反贪案反贪成本已逾1亿元，是许仕仁涉贪金额的三倍多。
这样的情况在香港并不罕见。“维护公义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公义很贵的！”李俊生笑起来。在他看来，公义不能被贴上价格标签，反贪要不惜一切代价。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5期 王思婧 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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