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合理的一切并不难,难的是尊重不合理的一切。
一位报社总监带着实习记者去被访对象家中做采访,这是一位老画家,无儿无女,独自生活。他们进门的时候吃了一惊——屋子里散发着霉臭的味道;袜子与内衣随便堆放在一起,时不时窜出几只蟑螂。
他们几乎是在各种杂物中“开”出一条路来才走到沙发旁边的,为了可以坐得宽敞一些,只好自己动手把沙发上那些沾满染料的画笔与调色板挪到地上。
老画家却很坦然地接受了访问。采访结束后,他说:“麻烦临走前把沙发上的那些东西复位,一会儿还要用的,怕找不到。”总监只好照办。
出门以后,实习记者十分不理解,愤怒地说:“那么乱的家,他都不会不好意思吗?没有人会过这样可怕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做到“尊重”,只是因为面对的事情实在超出了“常理”,颠覆了我们认可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与我们所受的教育背道而驰。
然而冷静下来再思考,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哪怕是公认的的荒谬或诡异,只要不违背人类道德与法规,那么就无法抹杀其存在的意义。
一位台湾学者写过一篇《日本地震教我们的事》。他在文章中总结了日本电视媒体在灾难来临时的冷静、客观与专业。所有拍摄的镜头都严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电视机前的民众几乎见不到血腥、死亡与声嘶力竭的嚎啕大哭。
某天,NHK想采访一位父亲与幸存儿子的灾后重逢,在询问父亲的意见时,他说要征询儿子的意见,然后转身进了病房。摄影机开着,面前是白色的门帘,整整两分钟,在播出时一刀未剪,一直到那位父亲出来示意可以进去拍摄了。
在给予被访者足够理解的同时,也给予观看者以足够的知情权,这是作为媒体的双重尊重。这种优雅与稳重的采访得到了全球舆论的一致赞许。
不歧视他人的处世态度,不干扰他人的生活状况,给予彼此独立的个人空间,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所有看似“不可思议”事物的存在。这才是真正处世的高贵与灵魂的优雅。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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