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落马官员的忏悔

    如果说世上有反腐良药的话，那一定不是贪官悔过书，而是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与其与腐败做斗争，不如与产生腐败的原因做斗争。

    近日，山西省高平市落马市长杨晓波面对办案人员时号啕大哭，泣泪忏悔，坦言自己曾经“觉得根本查不到我”。事实上，心存侥幸的落马官员绝非仅此一例，以下是三名北京市落马官员因为侥幸心理，从事业巅峰到身陷囹圄的心路历程。

    闫永喜，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2012年10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2012年12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司伟，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2015年1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等于从人间到地狱一样”

    王纪平：到监狱里头来，等于从人间到地狱一样，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过去只是想象，而且我确实从内心里有一种恐惧感。给我的命名是什么呀，地税第一贪。

    司伟：（同屋）有一个是诈骗，有一个是死缓，就是杀人死缓在这屋里。有两个是故意伤害，有一个是故意杀人。

    闫永喜：不是滋味啊，你想怎么能跟杀人犯关在一起呢，蹬着脚镣子，我在那一个号你知道不，15个人，12个人蹬着镣，哗哗的，那是什么感觉？

    王纪平：那一个屋子住17、18个人，床上只能睡8个，地下睡7、8个。

    司伟：本身自己就紧张，再加上这个环境陌生，因为他那些暴力犯罪，说话各方面和咱们说话不是太一样，满口脏字，骂骂咧咧的。

    王纪平：死刑以后就不一样了，只要宣判完了一出来，啪的一下两个人按着胳膊就下去了。我说干嘛呀？戴脚镣子。这脚镣子戴上以后，你一步都走不了，为什么？疼呀，挂得脚走不动。

    司伟：刚来的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午休，休息的时候上厕所，我就踩了一下冲水的东西，不是声儿大嘛，那屋里头板当时就把我破口大骂了一顿，大家都在这儿，你是集体，随便冲，是你家里吗？你随便冲，大家怎么休息啊！非常难受，当时就恨不得就（藏起来）。

    闫永喜：每走一个地方都得脱光了衣服，拿着内裤抖落抖落，鞋底下都得给你翻翻，这种现象，这种滋味你说什么滋味。

    “没有几个人来看我”

    闫永喜：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后来就觉得自己行，为什么他们说我霸道呢？就爱骂人，上去就骂，你装什么孙子，你不管你干什么吃的，人家刚跟我说两句横话，大烟灰缸上去就是一烟灰缸。

    司伟：觉得自己仗义，当领导，为了维人缘，部下也好，朋友也好，有事都愿意帮忙。

    闫永喜：通过这次我这样了，我才感觉到，自己交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很多，很多，太多了，本来想着能够来看看我的，没来。本来想人能够上家里去看看家里，不去了。因为在外面我都帮过他们，在外面好像特好，（现在）都躲着你很远，没有几个人来看我。

    司伟：有些时候觉得都是朋友、哥们或者怎么样，大家算往来也好怎么样，也都没有想得那么严重。这种行为本身给钱我不收的话，觉得好像要划清界限似的感觉。所以犹犹豫豫，这样也都没有收得住手。

    王纪平：我说我跟一个老板吃饭，这个老板讲得很白，王先生别看我们这么客气，哈着你们，我们是商人，出了事，你们要出了事，我们不会保你们，实际内心里头，对你这干部有看法的。

    闫永喜：我出事三个月，老岳父去世了，一年我爸爸去世了。本来是想着要在外头老爷子不至于死那么快，刚80多岁，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哭了），现在没有办法，就是每到清明的时候冲着西边磕俩头。

    理性看待贪官的忏悔

    相比于死不悔改、拒不认罪以及两面三刀的贪官，闫永喜、王纪平、司伟的忏悔还称得上是真心实意。尽管从中也能读出虚伪、做作，以及为求得减轻处罚所做的“良好认罪态度”，但还是要比空洞的廉政说教更具有警示效果。

    认真研读三人的忏悔书，可以清晰地找出他们是如何从一个清廉有为之人，一步一步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王纪平坍塌的理想信念，司伟贪婪的“处心积虑”，闫永喜淡薄的法律意识，无一不是当下一些领导干部经常遭遇的“困境”。他们对于人生观、理想、信念的反思，对于“第一次”的幡然悔悟，对于“心理失衡”再度判断，对于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巨大痛苦，等等，深刻地反映出贪官的心灵堕落过程，以及自身的“腐败记录”。

    贪官100%都具有侥幸心理。所有的贪官在被查处后，都承认自己有侥幸心理。相信自己的贪腐手段高明，不会被发现；相信送礼人的“承诺”，不会被说出去；相信朋友真挚的“友谊”，不会被出卖；相信情人的“山盟海誓”，不会被揭发；相信身边有人“罩着”，不会被查处。可以说，侥幸心理伴随着贪官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伴随着贪官的每时每刻。

    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清正廉洁的典范，但在膨胀的欲望面前，人的自律会显得力不从心。在强调自律的同时，还需要他律，用法律法规来约束，用监督制度来制约。如果说世上有反腐良药的话，那一定不是贪官悔过书，而是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要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与其与腐败做斗争，不如与产生腐败的原因做斗争。

    套路化和模式化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应该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给予肯定，但不得不说，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

    其中一种可以概括为“出身论”。出身苦是时下一些领导干部犯罪后必然要插在自己头上的一根颇为好看和醒目的标签，往往用来博取人们的怜悯和同情。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就曾哭诉自己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兄弟8个有6人夭折，父母常年患病，学习用具都是靠自己捡破烂儿换来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是“功劳论”。说这些贪官没干事，没有做过好事，可能有点冤枉。从干部选拔的机制上说，一个毫无政绩的干部是不可能获取更大的权力的。何况为了职位的升迁，不少贪官是很会在政绩上做文章的。

    联想到近年来一个又一个贪官在法庭上、在囚室中表现出来的“痛心疾首”的忏悔，不难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老套路，即“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正是因为这些忏悔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同小异，导致公众产生了“审丑疲劳”。而作为办案人员，应当秉承理性态度，始终坚持用法治思维来对待这些忏悔，严格根据犯罪事实本身定罪量刑，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涉嫌抄袭的忏悔书反映出这样一个社会现象：“贪官都是相似的”。许多贪官的腐败行为的确具有共性。尽管身居不同的职位，分管不同的领域，贪污受贿的手法程度不同，包养情妇的数量不同，但纵观众多贪官的劣迹，还是具有不少共同点。比如放松思想的改造和法律政策的学习导致官员道德失范，个人权力欲望膨胀和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寻租活动的高涨，现行官员任用制度的缺陷和各级监督的乏力导致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等，用这些共同的套路去分析每个贪官的个案，基本都能找到影子。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究竟栽在了哪里？为什么没有能避免？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体制、机制、土壤等给了其机会？

    以刘志军案为例，我们除了看到他在悔过书中对自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警惕”的剖析以外，还应看到整个铁路系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铁路部门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中，垄断而封闭，拥有自成体系的司法系统，甚至带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大到高铁战略的制定，小到具体高铁项目的规划、招标、施工、验收，总体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更严重的是，凭借垄断，铁路部门过去几年因发展高铁而掌控了巨额的资金和资源，而这些资金和资源实际上被掌控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酿成了重大的腐败案件。另外，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之下，如何监管审批者所拥有的权力，并确保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最大平衡，也是一道难题。

    (《北京晚报》1.23 徐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