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他91岁高龄时推出了第21本著作《世界秩序》。其中许多深刻分析和卓越见解，给人以启发。
历史经验：西方秩序不具有普遍性
基辛格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如果不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基辛格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这里涉及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基辛格对此有独到的看法。他曾经说过：“如果一种选择是正义和无序，另一种选择是秩序和非正义，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而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崛起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基辛格关于在秩序和价值观之间维持平衡的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明智的判断。
塑造未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但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基辛格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他们受到中华文明、革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他们在国际秩序观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
有人别有用心地把21世纪初的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国，怀疑美国与中国难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基辛格认为，避免这种历史惯性，必须排除一系列巨大障碍。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出路。基辛格提醒，纯军事方式的东亚平衡很可能导致比一战前更为强硬的盟国集团对抗。军事因素不应被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义者。
（《国际先驱导报》1.30 李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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