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1973年-1974年反对“批林批孔”,主要是反对“批孔”,而他的理由都涉及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理解。其中有几个核心问题。
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解释。梁漱溟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分是一个社会分工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而不是倒退。他在《理性之国》一书中,认为社会发展到自觉的阶段,知识分子就更为重要,他们要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
如何认识“评法批儒”,梁漱溟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许多说法,比如说法家是进步的、改革的、变革的,儒家是保守的。他纠正说,历史上的儒家不一定是保守的,很多儒家其实也是追求进步和变革的;可笑的是,当时很多儒家的变法家,例如王安石,被划归到法家一派了。
梁漱溟说,他反对“批林批孔”的运动,主要是站在一个他自己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反对批孔运动中所出现的对孔子和孟子的种种政治化的歪曲。
梁漱溟认为,无论政治运动的风向往哪里吹,作为一个学者应该“修辞立其诚”。论说也应该是从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判断中出来,而不应该从政治运动中的站队胡说,这才是一个儒者所应该坚持的品行。
儒家在现代社会,无论有没有机会重新制度化,重新进入某种政治的生活,都要秉持它对道统的坚持,保持对政统和治统的批评性,这可能是现代儒家在重构它的叙事系统的时候所应该坚持的一个立场。
(《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 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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