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进入急诊室

    救护车疾驰而来，一位昏迷的女子被抬进抢救室。她在快餐店晕倒，口袋里有大量精神类药物。昏迷的女病人叫刘春美，1990年出生，有精神分裂病史。昏倒时，家属一个都不在现场。

    抢救室保安王应友用她的手机，给通讯录里的亲友一个个拨电话。最终，刘春美的表姐王艳丽从昆山赶来了。

    故事悬念迭起，却都是真事。2015年1月2日，刘春美的故事出现在中国首档急救纪实真人秀《急诊室的故事》第二集。东方卫视这档纪实真人秀共10集，与所有玩明星的真人秀不同，出现在其中的，全是普通人。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

    上海六院的急诊室有一个奇特的景象：座椅两两用粗铁链绑在一起。

    一位骨科医生称，铁链是2013年夏天开始有的。有天晚上，一个醉酒的病人来急诊室看病，按照流程，医生要给病人做初步检查。但这位病人不愿做仪器检查，认为是医生坑他的钱，他情绪激动，抡起椅子砸向办公桌，砸坏了好几台电脑。从那以后，医院就把所有的椅子都绑在一起。

    让医院同意将医患矛盾摆到镜头前，很不容易。总制片人曾荣回忆，节目组在上海找了七家医院，最后选定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是全国知名的急性创伤救治医院，骨科尤其出名，更重要的是，它跟急诊有关的重要场所都在一栋楼里，这可以方便布置摄像头。

    第一次去上海六院，医院党委书记方秉华就反复问节目组：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节目？

    “我想拍一个片子，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安全感的片子。”曾荣回答。对于医患矛盾，曾荣有自己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医生、病人的问题。中国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和人的信任减少了，这让人在面临困难时，比如自己或亲人生病时，变得特别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对别人的信任就越少，成了恶性循环。”她的话最终说动了上海六院，医院同意拍摄。

    不能呈现的故事是大多数

    节目组开拍头三周，最终同意拍摄的病人有127人。一般小孩都会同意拍摄，“妈妈都想让小孩上镜”；上海的“老阿姨”们，也是好说话的；还有些同意拍摄的患者的想法是，如果有摄像机跟着，也许医生治疗会更用心。而因工受伤的农民工，大部分不愿接受拍摄，有的担心曝光后工头、老板为难自己不给钱，有的怕工作的企业因此被问责，自己丢了饭碗。

    总导演郭娜介绍，发现故事和人物，她们有“优先”原则——发生在抢救室的故事是第一位，“抢救室里的人一般病比较严重，可能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巨变。”此外，长相特殊的，看上去跟身边人关系特殊的，或患疑难疾病的病人，也是节目组关注的重点。

    一集《急诊室的故事》65分钟，一般由3个大故事加两三个小故事组成，节目组一周拍摄840小时素材——故事的选择片比是840∶1。

    不能呈现的故事是大多数。尤其在深夜，急诊室会出现很多怪人怪事——原来真的有“黑帮”。大半夜，二十多个黑衣人举着被砍伤的手，提着装有现金的铁皮箱子来看病；醉酒的人也多，有两个人跑到急诊室发酒疯，举着刀子对砍；有夜总会的小姐、监狱里的犯人，在夜间被送到急诊室……但这些故事大都因为拍摄对象不同意拍摄而被迫放弃，至于罪犯这类病人，则因为身份敏感不允许曝光。

    节目播出后，一些观众质疑：那些戴上麦克风的医生和患者，面对镜头，是不是在表演？

    执行导演王昕轶解释，“节目的真实度有90%，还有10%我承认不是真的。因为当他知道你在拍，难免会有一些顾忌，这是10%的不真实性。但你戴上麦克风，两小时之内你还会紧张，24小时后，你已经不可能紧张，会有松懈，我们选取的素材肯定是他最自然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接近生命边缘了，当巨大痛苦袭来的时候，所在意的钱、职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你还演什么呢？”王昕轶说。

    (《南方周末》 1.16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