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生命里的最后日子

    最后一次表态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迫改成的名字）排练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上边来了一个新精神——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的政策。于是，剧院“军工宣队”准备征求一下焦先生对这个戏的意见。

    焦先生这时已经离开了“牛棚”，刚刚放到群众当中去继续接受监督和改造，接到看连排的通知以后，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演员（也是他的学生），马上来到他住的小平房里好言相劝。

    演员说：“如果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您选择——第一，是看完戏以后一言不发；第二，是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不要批评；第三，想到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焦先生听后一阵沉思，没有吭声。演员继续说下去：“我不希望您选择第三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焦先生向演员笑了笑，还是没有吭声。

    焦先生看《云泉战歌》连排的那一天，特意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连排结束以后，并没有人征求焦先生的意见，他对此也不在乎。

    第二天，“军工宣队”派人来找焦先生谈看戏的观后感。焦先生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这些话在“文革”当中，出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口，就像爆破了一颗原子弹。听意见的人顿时惊吓得目瞪口呆，并且深为焦先生捏了一把汗。

    这个严重的政治和艺术表态很快就上了剧团的第13期《情况简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突出事件，既上报，又下发。

    那位热心的演员马上找到焦先生说：“您可捅大娄子了！三种办法您为什么单单选了最坏的一种呢？”焦先生似乎是有所准备的，缓缓地解释道：“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的，你跟我排了不少戏，你应该了解我，我知道你的办法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至于‘军工宣队’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和打算，我是根本不作考虑的。”

    “我的来日不多了”

    “文革”中的一天清晨，焦先生心灰意冷，来到前夫人秦瑾的家里。

    焦先生说：“老舍跳太平湖自杀了！你知道吗？”秦瑾说：“知道了。”焦先生继续说：“其实我很理解老舍，士可杀不可辱！告诉你吧，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为了可怜这两个孩子，我从护城河边又走回来了。她们小小的年纪，读不了书，又当了狗崽子，任人欺凌，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她们，要是再给她们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们怎么活下去啊！所以我一直硬挺着。”

    焦先生得了晚期肺癌，他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以后，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戏剧著作都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我的来日不多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只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然而，这可就要为难你了，孩子！”

    在这以后，焦世宏为此准备好一个像样的大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

    1975年8月28日，焦菊隐先生——原北京人艺的副院长、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因病去世，享年69岁。

    (《北京青年报》1.9 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