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秀才”的那些事儿

    聪明顽皮的田家英

    我和于光远先生因文相识，第一次见面时，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田家英在于先生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曾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然后把柜中的硬币纸币粘出来。

    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在中南海时的情景——他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龄，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在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这样叫，他并不生气。”

    我的父亲说，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在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他会悔棋。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领袖大秘书的形象相去甚远。”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和诙谐的语言。因此，于光远认为田家英的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田家英的本性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以应付。

    虚伪的陈伯达

    顺着田家英的话题，自然就说到了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

    田和陈长期不和。于光远对我说，田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他曾向于光远介绍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儿：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欢搞调研标榜自己，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随后装模作样地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会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我对陈伯达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闻名而钦佩，由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的过程。”于光远说。

    “我加入革命行列，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一二·九宣言’中有一则警句叫‘华北之大，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传闻此语出自陈伯达手笔。这是最早闻陈伯达的名，印象很好。”于光远说。

    抗战胜利时，《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著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于光远读后感到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他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对其文章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复信邀于光远会面。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儿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很好，说：“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当时的陈伯达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是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故而面对陈伯达这种虚心“纳谏”的态度，更生出一层好感。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一书，于光远发现自己当初向陈伯达指出的问题，一点儿也没改。“我对陈伯达的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于先生说。

    虽然于光远对陈伯达的批评颇不留情，但他在评价毛泽东的几位大秘书时，认为“陈伯达有许多比较系统的论著，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过了胡乔木”。

    正直的周扬、陆定一

    说完陈伯达，于先生又和我说起另外两个中共“秀才”——周扬和陆定一。

    一次，于光远同周扬交谈，提起他有一次到医院看陆定一时，陆定一对他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

    周扬听完苦笑了一下说：“事情就是这样。”那一段时间，周扬在许多场合反省自己，并向文艺工作者道歉。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决定是中央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周扬还是表示了歉意，于光远因此更觉得周扬是“一个正直的人”。

    于光远说：“也是那次在医院里见面时，陆定一还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

    这段话，读来的确是颇耐人寻味的。

    （《名人传记》2015年第1期 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