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关注的,还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心态最为敏感的时期,大院里的教授们做出的选择。
故宫东北方向不远有一条东西向的老胡同——中老胡同,胡同不宽,稍微走走就到头。32号是一处几座小四合院构成的深宅,1946年到1952年这里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说起那些名字,今天仍为人称道: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数学家江泽涵……
32号院子里的故事温馨而甜美:门房老赵敢把树上的虫子捉下来炸着吃;冯至虽然严厉,却会给孩子们表演耳朵会动的“绝技”。但我最关注的,还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心态最为敏感的时期,大院里的教授们做出的选择。
1948年,西语系教授王珉源怀孕的妻子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32号院里,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是江泽涵家,胡适是他的堂姐夫。胡适问江泽涵的大儿子江丕桓是否愿意跟他们走,江回答:“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32号院的教授,都做出了和江家一样的选择。
在64年前的中老胡同里,孩子们因为不上课而更加玩得开心,大人们没有了往日的悠闲之色,连最爱踱步思考数学问题的数学家庄圻泰都不出来散步了。教授们忙着在院内挖防空壕,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形的纸条……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
傅作义曾经派兵给每位教授送来一袋面,冯至很恼火,不肯出去接,他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邻居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冯至还曾经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贺麟担心自己赞成唯心论,也许共产党不能“容他”。很快,地下党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贺麟最终选择了留下,他三次拒绝了南京政府请他离开北平飞往南京的要求。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时,贺麟的学生们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这是他多次营救保护学生的口碑。然而这面锦旗却在“文革”中给他招来大祸,因为他们说,他保释出来的学生都是“叛徒”,他营救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把他们发展成特务”。
(《看天下》2014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