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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底，电视剧《老农民》登陆北京、山东、河南、黑龙江四大卫视。谈起该剧的创作过程，从《闯关东》《钢铁年代》一路走来的金牌编剧高满堂用“行万里路”来形容。近日，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5年做了6个省的采访
记者：你的荧屏“工农商三部曲”，先是推出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后是推出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
高满堂：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为了写《老农民》，我用了5年的时间做了6个省的采访——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浙江、黑龙江。采访的对象是当年的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一共采访了200多人。通过沉下去深入生活，我发现，我以前对农民的判断，无知、浅薄。而这无知、浅薄恰恰导致当下的电视剧作品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流程性，似乎坐在家可以想象任何东西。我们太相信聪明和智慧，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老农民》这类电视剧绝对不能靠这些，必须走下去！
记者：你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满堂：《老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这60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涉及“土改”“工作组”“人民公社”“文革”等等。《老农民》剧组在讨论结构的时候，有人劝我，剧情干脆从“人民公社”一成立，直接跳到粉碎“四人帮”，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说这不行，净拣好听的说不行，那样就失去了真实，那就不是现实主义，那是伪现实主义。这60年的每个历史节点我们不能回避。然而其中的历史问题怎么写？我就一句话，积极地寻找历史的光亮、人民的光亮，一定要朝前走。消极对于历史没有作用，我相信这一点。
用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记者：《老农民》同样是用小人物来折射大时代，为何对此情有独钟？
高满堂：现在的电视剧制作比较混乱，大家都愿意用技术手段去博眼球，可“泛而空”“空而大”是戏剧的死穴。无论是大历史、大题材、年代戏还是历史戏，都不要追求场面上的、气势上的那种虚张声势，而要聚焦人物的心灵轨迹。
我一贯追寻的就是小人物大历史。题材再怎么大，肯定要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不愿写千军万马，我愿意写一滴水折射阳光。我永远愿意去折射而不去直射。
记者：你一直执著于原创。为什么一定坚持这条辛苦的创作之路？
高满堂：当下，我们不少的影视故事让人生厌，其原因就是跟风、翻拍、模仿致死，一哄而上，同质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原创力枯萎的结果。故事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可是我们有些编剧不愿做这个苦功课，远离生活，瞎编乱造，即使有点生活依据也是听来的。试想，听来的故事到了你这里，过了多少人？流失多少活性？你再用它，它已经不是故事了，鲜花变成了塑料花。我做编剧30年，一直都在行走中，到生活里发现故事，永远新鲜。
记者：如今，电视剧生产的“轻型化”越来越明显，像《老农民》这样厚重的作品会不会生不逢时？
高满堂：现在大部分的电视剧是娱乐化的，这种娱乐功能是需要的，但完全处于娱乐至上，问题就来了。戏说、穿越让年轻观众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模糊，甚至就此影响他们的历史观。做正剧很难，投资风险也大，但必须要有人去担负这份责任。我们有8亿农民，我们电视剧一年1.5万集，但是农民题材的少得可怜。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真实地反映农民60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这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报》 2014.12.28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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