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政治

    几年前冯军旗对“中县”调查，发现一个80万人口的小县城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在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教育、参军、招干和招工过程中，干部子弟占有绝对优势。

    这令人回想起此前的北上广与回乡工作之争。最终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北上广虽然生活压力更大，但还有机会上升，竞争尚属公平。而县城里的生活，由于权力资源被少数家族垄断，对于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只剩下仰望权力的背影。

    绝望的民众也并非毫无出路，但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基层政治精英的翻版——即使在要求正当权利的时候也并不信任制度，而宁可相信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据学者调查，近10年来农村规模性群体事件大大升级，且主要发生于城乡结合部的县城，这说明基层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封闭性：堵死了民众向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非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就难以避免。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由裙带所形成的制度外利益关系被固化下来，游离于法纪规则外的朋友圈或家族形成了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僵化和寡头化就不可避免。

    但从长期看来，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复杂性的提升将使正式制度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依然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当小地方的资本规模、权力资源、人员差异丰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权力资源的私人性就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而不得不走制度化的道路。

    （《南风窗》2014年第20期 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