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又经受过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他对古代文化的信仰,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自强。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勤奋苦读,并在日记中说:“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到了抗战爆发,举国悲愤的时候,他更加觉得,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开始他就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站到了对立面,反对他们激进的否定态度,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
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北京青年报》12.9 周绚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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