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
相对于我的《暗算》《风声》等作品,《解密》在国内的动静不大,知者不多。但我坚信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也许哪一天会以它的方式绝地反弹。这一天似乎已到来,《解密》的英文版作为“企鹅经典”系列图书,在35个英语国家推出。短短两个月间《纽约时报》曾五次、《华尔街日报》也已经四次对我和这本书进行了报道。
一
我以为,一本书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
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经过长达半年的复杂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二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
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是我人生的炼炉,是我的磨刀石。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今晚报》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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