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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宾馆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羊坊店路1号，这栋只有门牌号没有招牌的建筑，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作为中央最高会议的召开地之一。“文革”的荒唐、四人帮的审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习李改革路线图的出炉，在京西宾馆里轮番上演。
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964年，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京西宾馆的建筑设备是最好的。前来北京开会的国内外党政代表团相继入住此地。
在时任京西宾馆副主任杨军戈的印象里，京西宾馆如此有秩序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三年，到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京西宾馆成为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发生在1967年1月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一度向军队蔓延。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上，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康生、姚文元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叶剑英等坚决反对。江青占不了上风，就祭出了攻击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牌。她声称萧华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的黑后台，刘志坚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叶群随声附和，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一时间，批判萧华的发言稿如纸片般飞来，在未弄清江青、叶群代表谁发言的情况下，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谁料会后杨勇竟在排以上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19日当晚，萧华家被抄，他匆忙从寓所后门脱身后，赶到叶剑英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萧华来了，并如实讲了昨晚的情况，江青惊讶地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说道，“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一边说着，拍案呵斥，伤到了手。江青等人被镇住了，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这样传开了。
“走资派”的庇护所
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后，一大批地方和军队受到冲击的干部在那里暂避风雨。很快，京西宾馆成为“走资派”的庇护所、“造反派”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
鉴于此，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宾馆大楼揪人，并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决定，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京西宾馆外还有六七百名南京造反派来抓许世友。见此情形，许世友组织人员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一说是十二楼）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一伺造反派冲上楼，就用开水壶往下冲。
许世友自身还带了枪，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周恩来知道许世友脾气火暴，敢说敢做，他怕双方闹起来引起大祸，立马让徐向前等人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事后想起这件事，杨军戈觉得十分后怕，“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命案。”
经许世友一事后，周恩来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最光辉灿烂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后，京西宾馆迎来了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日子。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
作为宾馆会议科的服务员，张丽华对领导们的专属号杯熟记于心，杯子号码从1排到44，以红漆写在杯把的下面。“我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是12号杯，叶剑英是3号杯，李先念是13号杯。”
在张丽华的眼中，邓小平在开会期间爱喝水，那时候规定两小时的会议期间每20分钟续一次水，张丽华发现，每次给邓小平续水的时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满的，“他讲话多，喝水自然要多一些。”
张丽华透露，“那时的会场，每个代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啊，记啊。”晚上，京西宾馆会安排很多娱乐活动，比如组织舞会，放映电影等。夜深人静时，京西宾馆几层楼的房间仍灯火通明。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地——如今的京西宾馆三层第一会议室依旧保留着当时的模样，从椅子到喝茶的玻璃杯样式，会议室的墙上还悬挂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2期 李崇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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