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出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
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尽管很反感,但刘朵害怕,如果跟导师撕破脸,自己毕不了业怎么办?
无奈之下,刘朵选择了忍。但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李思磐曾发起过一个召集活动:征集自己或身边经历过校园性骚扰的大学生,讲讲自己的经历。“我联系了7个网友,吃惊的是,其中有4个我都认识。但之前,从来没听她们提过有这样的经历。”李思磐告诉记者,其实,校园里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并不罕见,但当事人往往只会把这样的遭遇“咽到肚子里”。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律师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呼吁学校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还是要从内部做起”。李思磐认为,学校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外部人士很难介入,因此,高校防止性骚扰的组织应该设置在高校,这也有利于学校加强内部监督。
“在国外,高校接到学生、老师的投诉,会有专门的机构受理,然后展开调查。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他们前期的记录和调查,也可以作为证据。”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昀说。“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哪所高校设置了此类反骚扰机构,学生投诉无门。也许,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下,在校园内部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的确不太容易。但不能因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
(《中国青年报》11.24 杜江茜 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