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

　　坚持把自己的墨迹作为礼品，使得官员的行为不被赤裸裸的金钱游戏规则所绑架。

　　从汉末至清末，书法一直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最主要的艺术爱好。晚清的高官在写字上花很多的时间，除了练习之外，还要写很多应酬字。比如说，翁同龢就曾在一天为人写了五六十副对联。曾国藩经常在一个月内为人写一百多副对联。

　　晚清的官员写了那么多的字，却不卖字。张德昌先生曾根据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做了统计，李慈铭为人撰写墓志铭、碑文、寿序，都收润笔，但却没有卖字的收入。京官收入不高，应酬多，虽然能得到各种馈赠，但李慈铭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甚至借债度日，相当拮据。即便如此，字写得不错的他，并不卖字。可以说，晚清官场没有卖字的风气。

　　为人写字，有时是主动奉送的礼品。这也谈不上是“雅贿”，因为官员的字没有市场价格。只不过这个礼物出自高官，带有特殊性。最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他和太平军作战时，念及他手下的军官很辛苦，没有钱犒赏他们，就写对联送给这些军官。

　　中国是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求到高官的字，家里一挂，很是荣耀。同僚之间索书，是雅事，不必送礼，备上纸张就行。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有一天，巡捕和卫兵都拿着纸找他写字。

　　官员卖字也会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事。清初书法家傅山出身官宦家庭，曾慨叹他祖上六七代都善书法，从没人卖字。如今他却鬻书为生，真是令人遗憾。即使是公开挂润例来卖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钱，润例是对生人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说，卖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间。如果将书法都作为商品来处理，那对文人文化将是一个重大冲击。

　　由于官员不卖字，对于索求者来说，就不存在着向人要字等于向人要钱的心理障碍，索书者会很多。但也正因为对方不花钱，对于索求，不必都应。所以，曾任李鸿章助手的吴大澂说，求李鸿章字的人很多，但“大半束之高阁。代求墨宝尤不易得也”。

　　坚持把自己的墨迹作为“礼品”而不是“商品”，恰恰是一种抵御既有社会生活方式受市场经济冲击的手段，使得官员的行为不被市场赤裸裸的金钱游戏规则所绑架。

　　（《南方周末》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