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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停招研究生的硕导

    《 文摘报 》( 2014年10月28日   08 版)

        他抱定了“没有疑惑,不做学问”的信念,但现实却是,研究生越来越多,学术氛围越来越稀薄,他们更乐意投入精力做“有用”之事。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日前在微信上发布的一则“停招研究生请辞导师声明”,让他领教了新媒体的威力。而他的初衷,不过是昭告微信好友,顺带“吓唬一下现在的研究生,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就不带你们玩了”。

        几日后,他又自我曝料称,过去几年,他尝试在大学以外招收了3名弟子。热心人将声明转到微博,引来评论狂潮。有人嗤之以鼻:在校内指导无方,在校外干私活就能力无限了?此等鸣高以求售,不过终南捷径现代版;有人怂恿黄震辞职:干脆点,不要为五斗米折了腰;也有铁竿粉丝出来力挺,称黄震个性、思想、国学功底和钱“四不缺”,俗眼莫看,俗人莫评。

        但纷扰背后,人们更关注,是什么,让这位教授作出如此貌似不可逆的抉择?

        有时,他孤独到愤怒

        黄震,1970年生人,本科在湖南科技大学读历史,硕士在湖南大学修宋明理学,在北大法学院读法学博士,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和特华财经所做过经济学博士后,2000年作为人才引进,进入中央财经大学,2002年评上副教授,2004年获硕士生导师资格,2008年评上教授。下一步若冲刺完博导,便堪称当之无愧人生赢家。

        进入中央财经大学之初,他带本科生,教法制史。在这门别人看来难以创新的课程中,黄震要求学生们每人提3个问题,然后由他对问题的优劣、角度进行点评,最后三选一,确定为大一课程论文。

        何为好问题?黄震坚持3条标准:必须是真问题,必须有延展性,必须能激发研究者内在求知欲和探索行动。而黄震本人绝不以“答题者”自居,他强调自己“一无所知”,其作用是“做思想的助产婆”,引领、陪伴学生完成对问题深入思考、探索、求证并形成自己的结论。

        他犹记,那名从金融专业调剂而来的本科生小杨,当年提问“地下性产业是如何形成的”,引哄堂大笑。黄震却当场表示,只要有好奇心,没有研究不了的题目。他引导小杨检索资料、调查从业者,并煞费苦心将问题最终引向法学范畴,这令小杨意识到法律无处不在。此后,小杨变了,从对法律提不起兴趣,到下课时追着黄震问这问那。对此,黄震颇得意,认为“这开启了小杨自我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使他一生受用”。

        黄震每周上课2小时,但每周用于回复学生邮件的时间,至少20个小时。他跟学生来来回回磨出的选题,形成了一篇篇课程论文,其中不少直接变成了毕业论文。

        他借法制史课程重启大学生的“发问能力”,他称之为“纠偏试验”。试验发现“本科生中仍有可造之才”。时隔多年,几个学生的名字他念念不忘,仍记得那个叫戴典的孩子,当年曾为5000字的课程论文压力山大,但“开窍”后竟写出洋洋2万字,且皆为干货。本科未毕业,戴典就被美国某校录取硕博连读,临走前特来感激黄震“大一时引我上了路”。

        然而,少数聊以欣慰的本科生,无法掩盖黄震的孤独。

        这种孤独感尤其体现于他很难忍受“在研究生中要寻得好苗子,实乃奢望,哪怕万里挑一”。

        2004年起,他开始招收研究生。面试时,学生中“更难见健康人格和活跃的追问精神”,黄震因此很受伤。

        不过起初,他仍怀着极大耐心与期待。网络上,许多研究生抱怨自己呈“放养”状态,请导师帮忙指导论文,导师却总在开会出差,甚至有研究生与导师“一年一见”,还是年终聚餐时的举杯遥祝。如此情形,在黄震带教中不曾发生。就记者采访黄震的研究生所了解到,黄教授每月自己埋单请学生一聚,还经常组织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都与学生论文相关,场地多由学校解决,但邀请专家、嘉宾的讲课费等,或从黄震的课题费中支取,或他自掏腰包。他还带领学生赴鄂尔多斯、温州等地调研当地金融改革。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学生居然还要我叫他们起床吃早饭”。

        最让他失望处,是他抱定了“没有疑惑,不做学问”,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不会积极主动地从自己的思考和欲望出发,考虑自己究竟要学什么,他们的学术氛围很稀薄,更乐意投入精力做所谓“有用”之事,如热衷于考证书、做家教挣钱,或尽早为今后工作铺路。

        几天前,黄震在微信上一本正经晒出本学期要讲授的研究生课程——法理学,并公开了授课地点和时间。几天后,他愤愤发布一张无人的教室照,写道:“早上5点多起床,赶到沙河校区,等了10多分钟,教室还是空荡荡的……”

        不拘一格招来仨弟子

        自2010年起,黄震在社会上陆续接受了3位行过跪拜礼的弟子。

        中专学历的杨冠军是最早一个。2009年底,在北京做自由策划人的杨冠军,因女友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而经常旁听,被黄震别具一格的法制史课程所吸引。两人熟悉之后,黄震让杨冠军写了残疾人就业和再制造产业两个方案。杨冠军清楚记得,拿着方案去见黄震那天,自己迟到了,黄震大光其火,但看完方案,气消了大半。2010年夏,杨冠军主动要求师从黄震,并行拜师礼。

        现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王磊,也是黄震的弟子之一。拥有法学和金融专业背景的王磊,在银行、小贷、财富管理等领域摸打滚爬多年,当过年薪120万元的副总裁。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急剧膨胀又刀光剑影,令王磊心生惶恐与倦意,便起了回炉读书的念头。在北京一次互联网金融讲座上,王磊和黄震同为授课者并彼此吸引。黄震欣赏王磊清晰的逻辑和独到观点,王磊则折服于黄震的理论功底。起初,王磊表示想去黄震担任所长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做研究,黄震实话实说,“若不求文凭,你跟着我做就行”。

        有关收徒标准,黄震就2条,悟性、能被兴趣与问题不断驱动。

        2012年夏,王磊与黄震的第3位弟子廖琦一起,在岳阳楼旁一茶楼,跪拜、奉茶、递烟、敬酒,完成了入门仪式。王磊回忆,当时跪拜时,黄震一再强调是向孔子跪拜。而当记者向黄震本人求证时,他表示,跪拜是向先贤表示敬意的一种仪式,并非封建遗孽,且他也是为徒弟着想,“仪式能够定格人生,否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师徒关系”。

        王磊明白,其实老师还是有所求的,“老师不止一次说过,如今大学生一般只强调自己出自哪所大学,而校园外觅得的弟子,则往往会凸显师出何门。这些个性化的东西,才是黄教授在乎的”。

        内心的自我解放?

        过去4年招收社会弟子的尝试,令黄震收获自信,于是“斗胆”放言停招研究生,从而将寻觅人才的目光和精力更多投注到校园外。他说:“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希望找到一种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破解‘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他带领着校内外的学生、弟子,摒弃办公室里的“书斋学问”,背起双肩包,走访了至少300家企业,访谈者过千。他终于发现,纸上得来或单纯听汇报,非但浅薄,更不真实。有些金改之地,他连续去过10多次,一次次在会议室里,当地人口口声声“我们的民间借贷严格遵守小额、分散原则”,但一次次与当地从业者喝酒交心,才听到了真相——部分小贷公司的放贷,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黄震也由此更确信,真正的学问用双脚丈量,唯有深入民众,走入底层,方能号准经济社会的脉搏。

        眼下,支持鼓励者的拔高和期待,反对者的揣测和辱骂,都令他不安。他恳请各界:“宽大为怀,兼容并包,让我继续安静地探索!”

        (《解放日报》10.16 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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