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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讳言，古城风雅在相当程度上，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的虽不奢侈却依然精致的生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清末以来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与旗人文化在市井中的漫漶。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提红子、黄雀的，与提画眉、点颏儿的不同，喝二两烧刀子就一碟豆腐干的，想必不会是“熬鹰”的正经玩主。《少管家前传》开篇道：“北京城里，有这么句俗语儿：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接下来就说这不过是“二三流宅第的格局作派。要说那些够得上爵品的府门头儿、大宅门口儿么，可就另透着一番气度了”。《烟壶》写主人公未见得出色，其中一节写九爷的挥金如土，那种亦天真亦专制的行为姿态却备极生动。越在没落中越要发挥其豪兴，决不肯稍稍失了贵族气派。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定大爷的豪爽阔绰虽不免于夸张，描摹破落旗人贵族的沉湎于玩乐，却另有复杂的意味。如写大姐家经济早入窘境，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在革命声起，贵族断了生计之前，经济困境是无伤雅兴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广告牌下聊大天的，小酒馆里对酌的，泡在同一间茶馆里的，近于平等。在专制社会，这更是难得的一点“平等”。由此才有悠然、闲逸，有暂时的松弛舒张。北京人的特有风度，那种散淡暇豫，是要有余闲也要有一点平等感才足以造成的，生活也要这样才更艺术化。
“世俗化”本是清末贵族文化的基本流向，“以俗为雅”更有禀赋优异的旗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姿态。普通北京市民，“住在万岁爷的一亩三分地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烟壶》），濡染既久，无师自通，便于以俗雅间的调和作成自身风度。这风度也在“生活的艺术”中呈现得最为集中。领略俗中的雅趣，则更有京味小说作者的修养、识见——你看，有这诸种条件的辏集，酿出“京味”这种风格不是极其自然的？
找乐包含着世故。中国传统文化向不乏韬晦之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善藏，几乎发展成一种艺术。善藏者未见得都遁迹山林，“享乐”有时正被用作政治的隐身术。阴谋者调查政敌有无异志，亦要看其是否沉湎声色——史书上很有这类故事。因而啸傲山林，在多数时候是一种政治姿态，避祸的法门，尤其在乱世。胡同里的市民没有这样深的用心，却也善能自我保存。《话说陶然亭》（邓友梅）写“文革”中的北京，公园成为“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其中不就有这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的玩并不总那么随意，毋宁说常常显得过分认真与郑重。因而有棋迷、戏迷，有走票者的沉迷耽溺，近于艺术创造的迷狂状态：“‘晕’在里边”。由京味小说看，遛鸟有遛鸟的郑重，遛早有遛早的郑重。洒脱而又认真，闲散而又郑重，更是有教养的市民的生活艺术。就其郑重与认真而言，这不是玩生活，不是混世，甚至也不只为消愁解闷。其中有创造欲，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这儿又令人感到北京人生存的坚实，北京人性格的非中庸。
（《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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