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决策回顾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决策回顾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决策回顾

    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二楼，一间紧挨着部长办公室却被两层毯子严严实实钉住了门窗的秘密房间里，29岁的参谋宋炳寰接连记录下了两通加密电话信息。

    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致电的单位代号“20号办公室”，宋炳寰所在的秘密办公室则被命名为“177”。他们随时跟踪着一个重要角色“老邱”的动态。几个小时后，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电话机再次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代号“596”

    中国正式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始于1960年初。这个项目被冠以一个带有“义愤之情”的代号“596”——正是在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单方面毁约，拒绝了按照两国政府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使得原本希望借助苏联援助掌握核武器技术的中国愿望落空。但也是苏联的“背信弃义”，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

    当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积贫积弱，为什么在苏联撤资的艰难背景下，坚持要研制代价高昂的原子弹？除了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紧张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已多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

    第一次台海危机后，发展核武器被界定为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早响，还是晚响

    在举国之力的支援下，负责核工业与核武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研究进展迅速。按照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的要求，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在1964年9月1日做好了第一颗原子弹在铁塔上爆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那时，一个专门的核武器试验总指挥部也已成立，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是否试验？何时试验？这一重大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周恩来总理在9月16日和17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在讨论中，周总理并不偏向于当年10月试爆，他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原子弹放在哪里？要防止被炸掉。能不能不经过在铁塔上爆炸试验，就直接进行空中爆炸试验？可能今年10月试验不太合适，要准备在明年试验的方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有些着急。他力主就在1964年10月进行原子弹试爆，并向与会者介绍了9月12日美国《商业周刊》中披露的一条消息：美国人获悉苏联也想破坏中国的核设施。

    罗瑞卿18日便将核武器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叫到办公室，罗让张爱萍马上起草了一份《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9月20日，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将报告上呈毛泽东。最终，毛泽东敲定了爆炸时间：1964年10月。

    9月2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会议，此时已必须对试验的相关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周恩来亲自交待张爱萍的助手、“20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球形，“老邱”被用来指代原子弹，起爆时间被称作“零时”。

    “零时”到来

    押运“老邱”的专列，1964年9月29日14时从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驶出，10月2日21时安全抵达乌鲁木齐。沿线遍布公安干警，在两省交界处，还要由两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押送。

    10月3日至4日，拆解成部件的“老邱”被用军用飞机分5个架次安全运到了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与此同时，高浓铀235部件也在公安部和二机部领导的亲自押运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核试验场。

    “零时”的确定，成了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10月9日下午，气象预报显示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核试验委员会党委常委会议很快决定：将“零日”设定在10月16日到20日之间。

    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

    直到10月16日傍晚，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在国内还鲜有人知。但在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之前，一份对全世界公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已经提前拟好。这份声明中写：“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看天下》2014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