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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这不禁让人大吃一惊。
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18天，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这一天，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辞海》中的杨度
1936年，《辞海》第一次出版，1958年《辞海》修订工作开始。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关于杨度的词条写道：
杨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拟第二年定稿发行，但“文革”爆发，新修订的《辞海》没能出版。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指示传达到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让谈宗英大吃一惊。
走访调研未果
接到任务后，谈宗英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寻找杨度后人。杨度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谈宗英找到了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的杨度长女杨云慧和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程师的杨度之子杨公敏。
得知周恩来的嘱托后，姐弟俩非常激动。他们介绍了杨度的基本情况，对他的生年和卒年均作了更正，但对他的政治活动情况，二人都说，当时年纪小，不了解。其实杨度后人对其与中共的关系，有所耳闻但没有实据。
谈宗英的调研没有结果，因当时历史地理编辑室任务繁重，他们很快投入到其他词条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杨度确是党员”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
这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
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写道：“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李一氓说，他1930年就听说，杨度是党员。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题的。
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写道，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变化，和章士钊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给他送去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与他谈论国内外形势。他则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经由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最初只知这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才知道，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杨度。
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可以完成了。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约276字：
杨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4期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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