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寓说

    翻开《庄子》，首篇便是《逍遥游》的鲲鹏寓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这里的“北冥（海）”“南冥”“天池”都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其旷远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要以心灵之眼才能领会。这喻示需超越有形的空间与感官认识之限制。

    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范限，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创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的自由，可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加以任何限制。

    盖俗语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然是形容鱼鸟的自由，但毕竟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为鱼、鸟的行动范围，不可能越出于海、天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受制于海、天的。而庄子所创造的巨鲲大鹏，意在破除有形海空的限制，以拉开此一封闭的空间系统。

    鲲“化而为鸟（鹏）”，仅是形状的变化，质和量是未变的。这里的“化”，乃是朝着理想世界趋进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向。

    “怒而飞”，意指来到人间世，奋力拓展。“怒”含有振作之意。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即是海“动”，海动必有大风，大风起兮，鹏乃乘风飞去——这意指时机。即是时机成熟、条件充足才出而应世。

    “南冥”的“冥”，亦作“明”解，憨山注：“谓阳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这喻示着人世的抱负。这一抱负一经开展，即充满着乐观的信念。

    在这里，庄子托物寓意，以鲲鹏意示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他称为“至人”。首先要行迹隐匿，自我磨砺。鲲潜伏在海底，犹如读书人沉伏桌案，埋头探究，以充实自己，俟内在条件准备充实后，出而应世，如鹏之高举。这种理想人物一经出现，其功便足以泽及百姓，如鹏之翼覆群生。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实具有鲲鹏两者的性格：如鲲一般的深蓄厚养与鹏一般的远举高飞。 

    庄子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悲观消极且怀遁世思想。相反，他满怀入世的雄心。只是要俟时机——即是应世有其条件，非如孔孟冀贤君之凄凄惶惶。现实世界的环境若和他的想法相距太远时，他便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愿失去自己的原则。

    无用之用

    《人间世》篇，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往齐国去，到了曲辕，看见有一棵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供几千头牛遮荫，量一量树干有百尺粗，树身的长度高过山头好几丈以上才生树枝，可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棵。观赏的人群好像闹市一样的拥挤，匠人却不瞧一眼，直往前走。

    他的徒弟站在那儿看了个饱，追上木匠，问说：“自从我拿了斧头跟随先生，未曾见过这么大的木材。先生不肯看一眼，直往前走，为什么呢？”

    木匠说：“算了罢，不要再说了！那是没有用的‘散木’，用它做船就会沉下去，用它做棺椁就会很快腐烂，用它做器具就会很快折毁，用它做门户就会流污浆，用它做屋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能有这么长的寿命。”

    木匠回家以后，夜里梦见栎树对他说：“你要拿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呢？把我和文木相比吗？那柤（zhā）梨橘柚等结果子的草木之类，果实熟了就遭剥落，剥落就受伤；大枝被断，小枝被拉下来。这都是由于它们的‘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享尽天赋的寿命，中途就夭折了。这都是由于自己显露有用而招来世俗的打击，一切东西没有不是这样的。我把自己显现无处可用的样子，已经很久了，然而有好几次我还是几乎被砍死，到现在我才保全自己，‘无处可用’对我正是大用。假使我有用，我还能长得这么大吗？”

    庄子强调“无用”，并不是为一切“废物”辩护，也不是表现颓唐的心境。乃在于提醒才智之士不可急功近利而为治者所役用，否则后患便无穷了。譬如李斯，在他做秦朝宰相时，真是集富贵功名于一身，可是最后终于在政治斗争中垮下来。当他被拘下狱时，不禁仰天而叹说：“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所感叹的，庄子早指出了。多少人贵幸名富显于当世，然而卒不免为阶下囚；“狡兔死，良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从淮阴被诛、萧何系狱的事例，可以体会庄子倡言“无用”的警世之意。他深深地觉察到智士多怀才不遇，因之往往陷于悲观或悲愤。于是乃发挥“无用之用”的旨意，以拯救知识分子的危机。在这一点上，庄子对于后代读书人的抗议精神有深远的影响。

    庄子生当乱世，深深地觉察到在乱世里“无用”于治者实有“用”于己——不被官僚集团所役用对自己实有很大益处。敏锐的庄子一眼便看穿那些官僚集团不过是戴了面具的盗跖之流，他们豪夺国土，摇身一变而为诸侯；更巧取仁义，将自己塑造为圣人。庄子一方面机警地避开他们，不与为伍，另一方面又灵妙地揭开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面具。

    自然无为

    在庄子看来，凡事都要能适其性，不要揠苗助长，“凫（野鸭）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原本是长的却不能切断），性短非所续（原本是短的却不能接续）”（《骈拇》）。任何“钩绳规矩”的使用，都像是“络马首，穿牛鼻”，均为“削其性者”。正如《马蹄》篇上描述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即吃）草饮水，翘足而陆（跳），此马之真性也。虽有義台路寝（高台大殿），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络首绊脚），编之以皁(zào)栈(马槽)，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衔）饰（加饰于马镳）之患，后有鞭筴（cè,即策，鞭）之威，而马之死者过半矣。”

    “橛饰之患”，乃为造成苦痛与纷扰之源；凡是不顺乎人性而强以制度者亦然。

    这一观点同样可以推广到政治上。庄子认为若能“顺应事物变化的自然，不要用自己的私心，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这也是“自然无为”的旨意。

    在《应帝王》的篇末，有一个含义深远的寓言，这便是著名的“凿浑沌”：南海的帝王名叫儵（shū），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儵和忽常到浑沌的国境里相会，浑沌待他们很好。儵和忽商量报答浑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试着替他凿七窍。”一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浑沌”是代表着质朴、纯真的一面。庄子目击春秋战国时代，国事纷乱，弄得国破人亡，都是由于统治阶层的繁扰政策所导致。庄子这一寓言，对于当世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对于后代则是澄明的镜子。在今日这粉饰雕琢的世界看来，这寓言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自然之美

    庄子实为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乃放眼于广大的自然界，不似儒家仅局限于人事界。

    西方亦有很多自然哲学家，然而基本的精神和观点，则和庄子有很大不同。希腊人往往把自然界看成无意义的物质世界；中世纪更视之为实现人性虚荣欲望的活动场所，因而把它当做罪恶之域；及于近代，则把自然界看为一数理秩序、物理秩序的中立世界，并排除一切真善美的价值，以视之为非价值的领域。  

    许多西洋哲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中立的世界，更有不少人将自然视为负价值的领域，遂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冲突与斗争中。罗素谈到人类的“三种冲突”时说：“人的天性总是要和什么东西冲突的”，并视人的斗争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人和自然的冲突”，而斗争胜利便是生存的条件，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束缚，为了解除束缚，于是致力去认识它，克服它。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能够如此发达，大抵可以说是这一态度所促成的。

    综合看来，西方以往形而上学家，对于自然均表现出一种超越的观念。他们常在自然之外，幻想另一种超自然以为对立。到了近代，哲学家才借助于科学知识，就自然本身做出剖析，这是属于纯理论系统的建构，而他们和自然接触后的态度，却迥异于庄子。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含藏着至美的价值。所以庄子不凭空构造一个虚空的超自然，也不将现有的自然视为沉滞的机械秩序。

    庄子认为自然是生我、养我、息我的场所，我们的衣食取之于自然，游乐凭借着自然，阳光空气、春风秋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藏”宝物。这样的自然实为滋生万物而具慈祥性的mother nature（自然之母）。所以在庄子心目中，人和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间表现着和谐的气氛。庄子《齐物论》上的“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也是一个大和谐。

    庄子的自然观，影响后人很大，这种思想也可说代表了中国人心境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后世“游于万化”的艺术精神和“返回自然”的文学呼声，都是在庄子哲学中寻得启示。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慨，亦道出了庄子的心声，同时也表明了人事无异于罗网，唯有自然乃最为赏心悦目的去处。

    “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大自然对于庄子心境的熏染，无疑是很深刻的，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在他看来，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妙的境地，我们根本无须在世外另找桃源。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

    自然是美的。在庄子眼中，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极其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无怪乎庄子赞叹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庄子浅说》陈鼓应著 读书·生活·新知  三联书店 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