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历史学者樊树志一直提倡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并将之看作历史学者应尽的义务。樊树志笔下的明代知识分子，各怀社会理想，但往往以悲剧收场。“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延续千年的专制政治。”

    记  者：有人评价明代的知识分子自信而开放，思想自由而又极富创造力，你认同吗？

    樊树志：明中叶以后，文人中出现了新气象，有人称之为“启蒙”。我认为这种“启蒙”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反思，挑战一成不变的教条，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这种反思从陈宪章开始。他主张怀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怀疑什么？怀疑经典，怀疑圣贤。

    然后是王阳明，他更进一步，提倡“学贵得之心”，如果不是自己的心得，即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认为是对的。这就是怀疑精神。他还说，“学”是天下的公学，不是孔子或朱子一个人可以得而思也，是非大家可以评判。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

    启蒙的另一个途径是，从万历开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叫做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等新的东西。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跟着他们学习，放眼看世界。在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看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只占其中很小的位置。这彻底动摇了“中国是天下中央”的世界观。

    所以，到了晚明时期，一个启蒙的时代来临了。

    记  者：成就这种启蒙的原因是什么？

    樊树志：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又叫大航海时代。

    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实现了全球化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先后来到中国，然后传教士也来了，这个时代就变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部有了更多接触。

    李贽为什么会有那么激进的思想？因为他和利玛窦是很好的朋友。而王阳明的一些学生，大都看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世界观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相互的促进和影响在其他朝代是没有的。元朝虽然也有外国人进来，但是没有形成思想共鸣。正是在这种共鸣的作用下，徐光启这样的传统文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记  者：这样的启蒙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樊树志：影响非常大。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中，最厉害的是泰州学派。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谈到泰州学派，认为他们最可贵的是叛逆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解放。侯外庐说，这种叛逆精神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他这个评价是对的。泰州学派就是要对儒家教条进行挑战，所以才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启发。

    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曾写过一篇《明李卓吾别传》，高度赞扬李贽。李贽曾从多方面来破除人们的迷信，让人们不要拜倒在孔子的脚下。

    记  者：李贽等人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导致了他们自身怎样的命运？

    樊树志：李贽后来被皇帝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著作全部销毁，本人也惨死狱中。

    明末清初的张岱曾评价李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这个评论很到位。李贽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容于明朝当局，因此沦为了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第29期 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