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汇区的养老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问题类似于一座“围城”，越来越庞杂的组织、企业所提供的帮助究竟有多少是老人真正需要的？

    上海，这个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正竭力应对着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养老。记者近日在徐汇区蹲点采访时，看到一种经数年摸索、尝试后逐渐稳定下来的养老模式，它应该给予我们一些思考。

    七旬志愿者老唐

    70岁退休老人唐龙森的一天，是从弄堂里马不停蹄的穿梭开始的。早晨7点不到，他拎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熟门熟路地拐入一间石库门。沿着逼仄的木质楼梯向上，是独居老人陈忠义的家。

    陈忠义的老伴去年去世，他腿脚不好，眼睛也不大看得见，一天大多数辰光，只能躺在床上。但老人的脾气却很犟。远在昆明的儿子几番上门央求他去昆明同住，陈忠义总是一口回绝。

    他只想留在这间祖屋里。在老伴走后的日子里，除了女儿一周两次来帮忙烧饭，只有老唐是这里的常客，照料着陈忠义的生活起居。前一天聊天时陈忠义提起“想吃馄饨”，老唐第二天就买来了。

    在陈忠义吃早饭的间隙，老唐从楼下取了牛奶，倒了屋里的垃圾，又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将昨晚晾晒的衣服收回、叠好。

    做完简单的家务，已过去半个多钟头，老唐嘱咐几句下了楼，穿过狭窄的过道，大约5分钟步行后，走进一幢有天井的老式公房，三楼左手边一户人家早已打开门，等待着老唐的到来。

    住在这里的是86岁老人邵光宙，他的老伴去年去世。邵光宙生活尚能自理，但这两年白内障愈发严重，家里的电视声音总开得很大，“听”电视新闻是他打发时间的重要活动之一。

    邵光宙的老伴钱筱宾去世之前患了老烂腿，为方便就医和看护，曾搬到养老院住过一段时间。也正是这段养老院的经历，让邵老打定了坚决不去养老院的主意。

    邵老家中的书桌上放着一摞《解放日报》和一个放大镜，与书桌相邻的是一台台式电脑。“眼睛好的时候还能看看，现在不行了，主要还是听听新闻，和老唐聊聊天。”老唐曾做过社区居委会主任，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了，聊得来。

    接下来，老唐还要去菜场，不是为买菜，而是为一个人。弄堂里生于1928年的朱珠凤，不大喜欢交际，虽然耳朵快聋了，腿脚却还灵便，至今自己天天准时上街买菜。老唐就趁此机会，在小菜场等她。虽然每次说来说去也就那几句，但只要看见朱老太，老唐也就放了心。

    去罢菜场，老唐还要在街上找个人。90岁的谢家华，膝下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一幢小楼的二层，嘉善居委会多次想把她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但老人就是不喜欢。一来二去，老唐慢慢摸出了一套既让老人接受又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谢老太至今有着炒股的习惯，每天必去交易大厅看股票，老唐就在去营业部的路上等着她，通过路上看似不经意的寒暄来了解老人的需要：身体还好么？家里有什么要修的？

    整个上午，老唐的脚步没停过。日上三竿，他看了看手表，快到午饭时间，老唐又赶回到陈忠义的小屋。陈忠义的一日三餐都要老唐来帮忙热好。吃过午饭，老唐看看外面的天气不错，打算下午带陈忠义出去散散心。陈家楼下的杂物间里停着一辆轮椅，天气好的时候，老唐就用它推着陈忠义去附近的公园走走。

    多了个老伙伴

    老唐做过嘉善居委会的主任，没想到退休后却过上了更忙碌和充实的生活。他现在的身份，是社区“晚晴关爱”志愿者中的一员。

    像老唐这样的志愿者，在嘉善小区有13位。而在整个天平路街道有454人，结对帮扶了772位高龄、孤寡老人。

    为此，老唐甚至放弃了莘庄的新房，一个人住在老屋，“只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更有意思”。

    嘉善居委会的“晚晴关爱”，核心是以稍稍年轻的老人来照顾年纪大的老人，相互帮助，这也是上海第一批老人互助组织，如今已运行3年。2012年起，上海市政府开始倡导“老伙伴计划”，正是类似于“晚晴关爱”。

    上海一直贯彻着9073养老格局——为90%在家庭自我照顾的老人提供社会化支持的社区服务，为7%的老人提供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3%的老人提供机构养老。“7”与“3”中，大多数或是高龄、独居，或是经济收入低，是老人中的困难群体。

    大投入的硬件建设、专业化的体系框架，并不能填补个人情感的沟壑。养老，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一个个人，所谓颐养天年，并非只是吃饱穿暖那样简单。

    一个老唐，一个有人关心、有人聊天的晚年，繁复琐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似乎远比所有组织的关心都来得贴心。

    老唐在弄堂里的“黄金搭档”张志荣，是居委会13名志愿者的“头儿”。两位老伙计常常“里应外合”，处理了不少附近老人的突发状况。有人在家摔倒了，老唐先赶过去，队长则给120打电话、引导救护员进小区。若老人子女不在，日后去医院挂水、陪护，两人就全程接送，一手全包了。不过更多时候，两人处理的都是小事：前两年社区里更换数字电视，换了新遥控器老人不会使，机顶盒不会开，一天几十通电话，就靠他们挨家挨户去教。

    对这对黄金搭档来说，两人年轻时就是热心人，邻里间没少帮忙。如今的志愿者服务队，在他俩看来不过是把过去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变成了一项正式的、有组织的工作。

    他们与高龄老人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救助”。或许，还不够专业。但这种老伙伴一般相互帮忙、依靠的日子，似乎更有了滋味。

    真正实用的关心

    让低龄老人来关爱高龄老人，常有人非议：何不借助更专业的社工？这些低龄老人又有谁来关心？

    其实，这并非下策。

    去年夏季高温，杭州短短半月四起空巢老人死于家中，杭州实施“黄丝带”走访行动，借助社工高密度敲门走访。记者采访时，老人们对陌生年轻社工的登门，多是提防与告饶式的拒绝。

    专业社工与邻里互助的孰优孰劣，没人比天平路街道负责老年工作的余惠娣更有体会。这两年，她已记不清迎来送往了多少“专业”的社工团队。“年轻人来了，把饭送到家，寒暄两句，走了，莫说年龄隔着几十年，实在没话说，更有谁会24小时随叫随到呢？”

    更多的时候，社工会来社区给志愿者做培训，播放专业的科教片，“告诉我们，搀扶老人正确的姿势应该怎么样，喂饭应当怎么喂，很科学，但对解决老人生活里琐琐碎碎的实际问题，起了多大作用呢？很难说。”

    在余惠娣看来，目前林林总总的各类为老社工团体，最大的问题是“不接地气”，有了科学理论、专业知识，但却和老人的需求挂不起来。

    “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在这种帮助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因此受到欢迎。这两年，接待一拨又一拨赶来取经的人，也成为余惠娣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参加了数不清的经验分享会后，余惠娣也忍不住说了句实话：“说句真心话，我倒觉得嘉善小区的做法，不一定适合无限制复制、推广。”

    嘉善小区作为里弄式老社区，仍处于过去典型的熟人社会，居民多数在此生活了数十年，流动性较低，老年人集中。换成高层林立、流动性强的新社区，邻里互不相熟，老唐又何以上门？

    天平路街道也做过因地制宜的转变。在街道内的一处老干部公寓，街道将每栋楼的门卫发展成志愿者。因为他们最清楚楼内每户老人的出入状况，借助记录，一旦发现独居老人隔日未见时，即登门确认或提供帮助。

    各种变通，只有一个原则，给予老人真正的关心与爱。

    养老未来的市场必然是巨大的。不过，从不可复制的邻里关怀到可以复制的企业服务，它们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却是相同的：在当今社会中，老年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难题不仅仅针对老年人群体；每一位老人的个体诉求，也应当成为养老服务建设的题中之义。    

    (《解放日报》7.24梁建刚 包雨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