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闻天

    讲述者：郑家文，张闻天的妹夫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是我的堂姐，是她介绍我和张秀琴（张闻天同父异母的妹妹）认识并结婚的。所以，我既是张闻天的内弟，又是他的妹夫。

    他们在肇庆时，“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写信说想去看看他。大哥同意了，还让我给他买一个炉子、一个小锅。他说他们刚到肇庆时生活很困难，对他们管得也很严。他说：“这里过去是不毛之地，是古代充军的地方，所谓充军岭南就指的这个地方，现在我也被充到这里来了！”

    那地方蚊子又多又大，大哥身上很多地方都被咬烂了，又痒又痛，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得自己做饭、洗衣服，我帮他洗了洗蚊帐，他还不好意思。那地方很潮湿，他的书没地方摆放，受潮后都被虫子咬了。因此，他经常把书拿到太阳下去晾晒。有一次我和他一块晾晒时，看到被虫子蛀的书籍，他开玩笑说：“你看，这虫子比我强，我的马列主义还没有学通，它就把马列的书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大哥房前有一棵大树，每天都有许多毛毛虫掉下来，扫也扫不干净，他就养了几只鸡来捉虫子。可是鸡的叫声，被监管的那个政治部主任听见了，就经常破口辱骂。我去了以后，有一天碰上那家伙骂人，我就想和他辩论。大哥说：“不要理他，你来了正好帮我把鸡宰了吧！”另有一天早晨，大哥扫了很多树叶，我说：“把它烧了吧，不然又刮跑了！”大哥说“好吧！”过会儿，那个家伙又大骂起来，说什么：“你这个反党分子，竟敢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非常生气，就和他吵起来。大哥立刻阻止了我，说：“你去端水来，把它浇灭算了！”

    看到大哥身处逆境、受到侮辱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但是他却满不在乎，还在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听广播，有时连体育节目都听。他什么都想知道，也什么都愿意谈。一天下午聊天时，我问他：“‘文革’一开始为什么就搞彭真？”他说：“可能是因为林彪在东北时和彭真意见不合。”说到“六十一人问题”，我说“听人家说这事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你为什么说是你批准的？”他说：“我要顾全大局。我们党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人。”当时，我在煤矿工作，他对矿区生产、生活也很关心，什么都要问一问。刘英在旁听得不耐烦了，说：“有什么好讲的？”他却兴致很浓，问个没完。

    林彪死后，对他的管制放宽了，允许他外出参观散步。有一次我陪他逛自由市场，他边看边问，这个多少钱？那个从哪里来？手里还拿个小本子在记。我站在旁边很不耐烦，又不好劝他。他走累了休息一会，起来还是问这问那。特别是肇庆发大水那次，到江边后，他就问老乡：这洪水一年有几次？水源在哪儿？周围有没有树？淹了多少地？水稻淹了如何补救？等等。有些问题老乡都回答不上来。我说：“你调查这些有什么用处？”他说：“搞马列主义，就要搞社会调查，不了解社会，就不能执行正确政策。”他还鼓励我：“你们搞工业，也应该学点马列主义，一点不学也不好。”

    1976年，他在无锡时，我出差时去看他。当时，他身体非常不好，刘英不让我和他多说话。我说：“那你好好休息吧！”但他还是在关心着国家大事，说：“没关系，外面有什么情况？你说说看！”我只好坐下来给他讲了天安门事件后下面的一些传闻。他说：“看来下一步，小平要遭劫啦！总理去世了，小平孤掌难鸣！不知又会搞什么名堂？”我说：“现在形势不太好，可能还要乱，你要保重身体，不要想得太多了！”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也不想留名汗青，想那么多干什么！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不能不想啊！”

    谁知，我第二次出差到无锡时，就赶上他的去世。当时还是“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帮助刘英给中央写报告，一周后中央电报指示：遗体就地火化，不开追悼会，刘英由江苏省安排，在《新华日报》上登一条消息。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 张闻天选集传纪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