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的故事

    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有一批郭老的手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他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时撰写的金石研究的手稿。抗战开始,郭沫若只身回国请缨抗战,那批手稿就留在了日本。直到50年代,才辗转寻到这批手稿,郭老欣喜万分,在手稿的木箱上刻“沧海遗粟”以志纪念。

    手稿一般都是孤本,留存下来不易。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页,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特别是碰到兵荒马乱的年月,手稿更是难以保存。瞿秋白1927年离开上海后,其手稿藏于亚东图书馆,但时局风变,老板汪孟邹将这批手稿东藏西掖,几经周折,稿子不知下落了。新中国成立后,瞿夫人杨之华寻不到手稿,声称向陈毅市长告状,汪孟邹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他捧着稿子,跪在天井,朝天叩首说:“祖宗有灵,保佑我了”。

    照理说,作者对自己含辛茹苦的手稿应视为珍宝,可有些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手稿,认为没有保留的必要。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有一次,萧红在马路边买大饼油条,谁知包油条的纸是鲁迅译文《表》的一张手稿。她写信告诉鲁迅,鲁迅不以为稀奇。他说：“我的原稿还可以用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用它来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宣)纸,比洋纸能吸水。”请客人在家吃饭,吃到一半,鲁迅回身去取来文稿或留有先生笔迹的校样纸,分给大家。客人接到手一看,这怎么可以呢?鲁迅说,擦一擦,吃鸡的手是腻的。

    （《新华每日电讯》7.11 宋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