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瓦解“村霸”的利器

    河北侯落鸭村村主任侯志强，被他屡屡欺负的郑潮军用铁镐打死。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

    对于恶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间或有敢于反抗者往往下场凄凉。由于乡村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关系的好坏和权利的大小，在这个熟人社会，法律几乎是用不上的。乡民解决争端常见的路径，首先必须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

    以侯落鸭村为例，侯志强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出现。2009年侯志强当选村主任后，没人再直接告过他的状。长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无恐。如果矛盾无法调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复仇方式。

    村民得不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乡村势力盘根错节，相关部门不愿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乡镇政府没有动力介入，几年前国家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乡镇一级的政府无油水可捞，乡镇与村民关联度变得松弛甚至中断。

    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举措。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

    （《北京青年报》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