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

    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就是光棍问题。在当下，也许不会出现光棍群体挑战既定政治秩序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则风险重重。轻者越轨，笔者在农村调查，几乎每到之处，都有光棍与已婚妇女通奸而引发的大量家庭纠纷故事。重者违法犯罪，偷盗、强奸、性侵幼女、情杀与情伤、贩卖妇女或婚姻拐骗等违法犯罪案件亦层出不穷。

    以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为课题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统计的权威数据显示，2007年，他们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认为到2020年，在理论上，20～45岁段人口中，男性人口会比女性人口多出约3000万。保守者如中国社科院马嬴通先生根据婚配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两个概念的考察，估算约有1800万光棍。基于中国这一大国的基本格局，任何看似小的数字，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都是了不得的大数字。

    从微观层面看，经济贫困是导致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择偶者无法承担婚姻交换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在改革开放前，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很低。1960年代末期，笔者的大伯母嫁给大伯父，经济成本仅是一只“旱鸭子”，2000年前后已跃升“万里挑一”的11000元大关。

    此后，彩礼为主体的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一路狂飙，附着的消费项目也越来越多，如婚纱拍摄、婚礼摄影、城镇买房或乡间建房、汽车、“三金”、“四金”，乃至“新三斤”（即人民币过秤称，一斤100元面额的，一斤50元面额的，一斤5元面额的）。再往后到最近，则是失去了规则，富则富办，穷则穷办，更有甚者，对富者而言，子女婚宴就是一场炫富宴。

    这背后，实质上是一条龙服务的婚姻消费市场的疯狂侵蚀。对此，强者一路高歌猛进，玩几年结，结几年离，结时出钱搞定，离时赔钱了事，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弱者则节节败退，穷困潦倒之辈，也只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婚姻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蔑视弱者的价值观念和法则所染指。而人们其实已经接受了婚姻市场秩序的不平等规则，也接受了社会经济结构分化后各自所在的位置，并接受了每一个合适的位置只能或只配拥有相应的资源包括婚姻资源的规则体系。当下的光棍现象，轻则以各种社会风险的面相呈现，重则，也许有可能冲击社会秩序，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南风窗》2014年第14期 刘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