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为什么在东南地区激不起风浪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19世纪的最后几年，鲁西平原突然兴起一股“神拳热”。大约从1898年末开始，拳民将他们的拳头对准了鲁西平原的洋教，他们在“神拳”领袖朱红灯的率领下，在鲁西北的平原县、茌平县一带对抗教民、焚烧教堂，并将“神拳”改名“义和拳”。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运动被官兵镇压下去，但义和拳迅速从鲁西北涌入直隶、天津、京师，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

    当清政府、义和团与列强军队在华北平原打成一团之时，东南地区却大体上保持平静。为什么义和团在东南地区激不起半点风浪？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当局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天灾的刺激，地方文化的影响。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鲁西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士绅力量，而东南地区的士绅势力非常强盛。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团的落地生根。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

    而在东南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也正因为东南地区存在着强大的士绅力量在理性地组织社会应对危局，甚至敢于抵制来自清廷的压力，义和团的火焰才无法延烧到东南诸省。

    （《深圳特区报》6.24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