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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轰动中国。2014年，被称为《父亲》姊妹篇的《春蚕》在保利春拍会上，以4370万元成交，刷新了艺术家个人拍卖纪录。
追溯《父亲》乃至《春蚕》诞生之源，还得从头讲起。1948年，罗中立出生于重庆。自幼喜爱美术的他在196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院附中。
1966年，罗中立到四川达县大巴山区写生，住进了邓开选老伯家。他后来的很多画，都与这户农家有关。
1968年高中毕业后，罗中立被分配到达县钢铁厂，当了锅炉工。等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已近而立之年的罗中立如愿考入四川美院，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
《父亲》的诞生其实也是机缘巧合。1980年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临近，当时反映“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风靡一时，美术界也掀起一股潮流，技法上还是延续苏联传来的“苏派画法”。罗中立说按这个标准，自己画得算比较差的。因此，罗中立想画出一张非常写实的作品，证明一下自己。
选择农民题材，再顺理成章不过。记忆中一个曾经撞击心灵的画面浮现了。他后来在《美术》杂志发表的创作谈中，写到1975年那个除夕夜。罗中立去上公厕，却看到一位老人蹲守在外，“那时候呀，粮食艰难不说，连粪都怕人偷”。老人身体缩到了墙角，“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猛烈地向我袭来。”
他又去了大巴山，把邓开选老人的所有照片都找了出来，最后综合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在重庆三十七八摄氏度的炎夏，激情高涨的罗中立蜗居在川美一个十平方米的阁楼里，开始搞创作。
当时人们习惯于在画中看到意气风发干活的农民、丰收后喜笑颜开的农民，《父亲》显然让一些人还不能适应。送到省里初选时，一位宣传干部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在父亲的头巾下加上一支圆珠笔，显示其是新社会有文化的农民。罗中立只得在父亲的左耳上加了象征时代的圆珠笔。
1980年12月，参展作品《父亲》送达中国美术馆，最终获得了金奖。
《父亲》问世后不久，罗中立沿着这条思路，画出了《春蚕》、《年终》等系列作品，成为“伤痕美术”“乡土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人说，《父亲》的盛名之下，罗中立始终都难以走出它的光环。但罗中立却说：“从技术层面来讲，新生代的画家们谁都画得出《父亲》。但是《父亲》内在的情感，它的社会意义，时代背景，没有再复制它的条件了。”
最早从获奖的巨大喜悦中走出来，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完成了毕业创作《吹渣渣》，已和以前的风格有所不同，没有选取批判意味的现实题材，而是定格了农家生活中朴实真趣的一刻。
1984年，罗中立被公派出国留学两年。在这两年间，他游遍了欧洲各大博物馆。罗中立回国之时，正值“85美术新潮”高涨，“乡土绘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他打定主意，十年不鸣，又回到了熟悉的大巴山。在他后期创作的《喂食》《过河》等“大巴山”系列作品中，艺术形象变形夸张，充满桃红、粉绿、靛蓝等明艳得近乎“俗气”的色彩，描绘的却是农村日常生活中极不起眼的细节：洗浴、梳妆、算账甚至把尿……带有鲜明的表现主义风格。
有人说，这些夸张的造型，“对于表现山野乡村中的农民来说，却有一种不似之似——敦厚、质朴，有时近于木讷，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强悍和生存的智慧”。罗中立说，“我现在的风格就是对《父亲》的背离，反而更加接近了中国本土性的东西。”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3期 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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