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变法是如何发生的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庚子，公历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于西安行在下诏变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就在前年，她扼杀了戊戌变法，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太后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一个保守的统治者变成了新政的推动者？

    义和团的兴起

    19世纪末，随着山东曹县等地大刀会掀起的反洋教运动，义和团再度复活。起初，朝廷的政策是严厉禁止，坚决剿办，这与历来处置邪教匪会的政策是一致的。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活动，巡抚张汝梅镇压不力，顿成燎原之势，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率领他一手训练的新建陆军，严查痛剿，数月之间，便将大股拳民消灭。被袁世凯扫荡出境的山东拳民向直隶流窜，与当地拳民汇合，迅速蔓延至京、津一带。

    朝廷向各国宣战

    义和团在京城烧杀抢掠，各国一再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要阻止联军入京，必先剿灭义和团，恢复京城秩序，慈禧太后命步军统领及神机营、虎威营、武卫中军会同弹压；命李鸿章迅速来京，收拾危局；命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剿办拳会。

    但仅过几天，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朝廷下诏向各国宣战！

    那几日，京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如此疯狂，采取这种近乎自杀式的行动？官史语焉不详，野史倒有许多说法，虽未必可靠，却在情理之中，比较流行的版本是：

    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召集了四次御前会议，商议和战。

    第一次会议，端王、刚毅竭力主张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满人多数主战，汉大臣之赞同者，只有徐桐、李秉衡、赵舒翘三人，其他人皆反对，会议无果而终。

    于是刚毅、启秀两人，与总理衙门章京勾结，伪造英国公使之照会，内有要求那拉氏勿再干政，将政权交与光绪之语。刚毅、启秀两人，均是在总理衙门行走的人，那拉氏信以为真，怒不可遏，于是又开第二次御前会议。

    第二次开会时，光绪帝亦在座，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决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言时声泪俱下，光绪听了，不知不觉，拉了许景澄的手大哭起来。那拉氏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遂由其他大臣将许景澄拉开，叫他出殿。那拉氏见到这种情形，愈益相信，英国公使果然有袒护光绪的证据。一不做，二不休，遂决意宣战，令刚毅、启秀拟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

    此事如果属实，刚毅、启秀伪造英国公使的照会，可真是击中了慈禧太后的要害。康、梁流亡海外后，一直都在游说外国政府向清廷施压迫使太后还政，如今，联军大兵压境，直取京师，难道没有借剿义和团之名逼她还政的阴谋？已经被拳民闹得六神无主的慈禧太后，连通过外交渠道核实照会的真伪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去做，就轻信了刚毅、启秀的谎言，五月二十四日召见王公军机大臣，决定对外宣战。

    就在这天上午九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下午四时，董福祥甘军在义和团协助下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是夜，奥国使馆被攻破。

    五月二十五日，朝廷下诏向各国宣战，一场拳民引起的内乱演变成了清政府对各国的战争，自此，大局糜烂，不可收拾。

    从拒不奉诏到东南互保

    宣战上谕发布之后，只有直隶总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及满州几位将军奉诏，其他督抚多持观望态度，他们盯着疆臣中最有实力的三个人：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他们如何行事。

    李鸿章已做好进京的准备，后因京城通讯中断，情况不明，迟迟不肯动身，朝廷宣战后，他致电出使英、法、俄、日大臣，探询各国意图，如可商量停战，迅即北上，先平内乱，再与外国商议善后之事。

    作为湘军系的战将，刘坤一素以稳健著称，他在朝中的地位和疆臣中的声望，仅次于李鸿章。光绪二十五年（1899），当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时，他致书大学士荣禄，明确反对立储废帝。据一位消息灵通的英国人告诉《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刘坤一参与了庆亲王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策划的推翻慈禧太后、恢复光绪帝位的密谋。拳民作乱后，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一样，都是坚定的主剿派。

    五月中旬，京津形势恶化，电报中断，沪宁一带，谣言四起，有传闻说义和团数百人飞渡上海，引起市民和外国人的恐慌，商人与教民闻信纷纷迁避内地，外国军舰也集结浦江，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侨民。

    三十日，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征询意见：“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所有长江一带地方，坤与香帅力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饬上海余道与各领事妥筹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以期彼此相安。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此外有无方略，尚祈电示为荷。”李于当日回电：“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保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

    与此同时，盛宣怀与张謇、赵凤昌等人亦在游说刘坤一、张之洞，五月下旬，南京武昌，说客盈门，函电交驰，经过一番密议，刘、张各派代表会同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约保护租界及长江商教。

    六月七日，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南省商教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十条。

    同日，刘、张宣布不承认此后之北京上谕，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二人又致电荣禄将各国公使全数保护回津。

    总督撇开朝廷，直接与外国交涉、订约，在清朝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朝廷乱臣当权，祸国殃民，地方官与外国订约，一为阻止外军以保护侨民之名进入长江各省，二为保境安民，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刘坤一、张之洞在筹划保护南省条约时不乏隐忧，他们深知自己所辖之地仅为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即使订约，东南诸省若有一省奉旨对外宣战，必牵动他省，两江、湖广的和平局面势难维持，因此，必须将东南各省全部纳入条约范围，才能真正实现东南互保，后经努力，互保的范围扩大到了闽浙、两广、四川、山东，直到和议签订之时，东南各省基本维持了安定的局面。

    从下诏罪己到下诏变法

    宣战未及两月，联军占领北京，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换便装仓皇西逃。二十六日，两宫抵宣化境，下罪己诏，后两日，又下诏求直言。两宫一路西行，途经大同、太原、潼关，九月四日抵西安，在逃难的七十三天（作者注：庚子年闰八月）里，京城和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义和团在清军和联军的严剿下，缴械溃散，业已肃清。朝廷授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为全权大臣，与刘坤一、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准其便宜行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九位督抚联名电请明降回京谕旨，以定人心而安大局。

    就在两宫逃到西安的第二天，各国公使一致通牒，要求严惩载漪、刚毅、毓贤、董福祥等十一人。奕劻、李鸿章也电请朝廷将各公使点名的十一人立即正法，速定回銮日期，因为李鸿章接到驻俄使臣杨儒密电，俄国希望早日了结和议，否则明年春将截断陕西交通，在北京另立政府，九月三十日，李将杨电转给了西安行在。

    十月五日，英提督西摩到汉口晤张之洞，也谈到各国拟派兵来汉，断陕西交通之事。

    远在两千里外的慈禧太后，内外交困，面临生死抉择。东南互保之后，朝廷谕旨凡不利于各省安定者，督抚一律视为矫诏，概不奉旨，而且经常借重外国势力向朝廷提出一些近似要挟的主张，半壁江山已然是独立王国。各国领事撇开朝廷，直接与李、刘、张谈判，和议成败，操于三人之手；抵御康、梁的复辟行动，有赖于三人；两年来倚靠的亲信重臣，绝大多数成了被各国点名惩办的祸首，杀了他们，自己必成孤家寡人，日后还京，政柄也必操于三人，而不杀又不能开议。

    和议不成，联军不退，联军据京，不敢回銮，拖延回京，日久必生变故，外国没准真的会封锁陕西，在京拥立新政府。趁眼下各国还没逼她还政的表示，除了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尽快签约，早日回京，还必须在内政上有一番大作为，让外国政府和朝臣督抚相信她仍有扭转乾坤的能力，才可起死回生。

    十月初十，朝廷诏命内外大臣督抚条呈朝章国政，凡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改革事项，限两个月内具奏，旨在征求李、刘、张、袁等督抚对改革的建议。

    两月期满，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昭告天下，康、梁变法，是包藏祸心的假变法，她今日推行的新政，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的真改革，可以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慈禧太后拉开了新政的序幕，也可以说，那些在战乱中保全了半壁江山的督抚们，把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推上了改革的快车道。

    （作者注：文中日期，未加括号注明者，均为农历；日期前未加年号者，均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南方周末》6.26 范福潮）